圈子文化好人主義自查報告【篇一：】

今年上半年，中央紀委通報了一起因落實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而追責的典型案例：某市市委原書記黃某在聽到關于原市委副書記、市長龔某吸毒、插手工程項目等問題的反映后，不重視、不敏感、不警覺，未及時向上級報告和采取有效措施。11月，黃某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被調離工作崗位。

黃某搞好人主義，愛惜“羽毛”，最終釀成惡果。事實上，這一案例只是個典型，很多黨員干部違規違紀，乃至走上不歸路，都與少數領導干部搞好人主義、一團和氣有關。領導干部信奉好人哲學，對班子成員的錯誤，自己礙于面子不批評;對下級的問題，怕丟選票不問責，結果就會讓這種錯誤和問題延續下去，等到養癰為患、鑄成大錯時，再想防微杜漸就晚了。

從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乏、全面從嚴治黨不力，到黨的觀念淡薄、組織渙散、紀律松弛;從“為官不為”“為官亂為”，到“微腐敗”“塌方式腐敗”等一系列問題，都能從領導干部責任意識“沉睡”，做老好人、明哲保身、你好我好上找到原因。

好人主義是不講道德的表現，更是不講黨性、不講黨紀、不講黨規的體現。黨教育培養一名黨員干部不容易，如果領導干部對其成長不負責、不擔當，不敢批評、不敢問責，導致黨員干部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在思想作風方面出了問題，黨組織多年的培養和本人以前的一切努力就毀于一旦。

嚴管就是厚愛，問責就是警醒。唐代御史韋思謙曾說：“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為不任職。”各級領導干部，或多或少都擔當著管理、教育、監督的職責。領導干部不僅要自身干凈，還要純潔隊伍;不僅要管人管事，還要管思想管作風;不僅要遵守黨規黨紀，還要管好家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如此，才算盡到主體責任、管理責任、領導責任。

鏟除好人主義，關鍵在于落實問責的“嚴”“實”精神。對黨員干部的違規違紀，決不能搞下不為例、網開一面。同時，要堅決落實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的領導干部，不論其是否調離或轉崗、提拔或退休，都應當對其嚴肅問責。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把自己擺進去，以身作則、以上率下，敢于較真碰硬、層層傳導壓力，讓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這個要求，對于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讓擔責盡責成為自覺，才能清除好人主義，確保黨的隊伍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圈子文化好人主義自查報告【篇二：】

稱呼領導為“老板”、“老大”可以休了!廣東省紀委日前已發通知，嚴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之間稱呼紀律，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之間一律不準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稱呼。

曾幾何時，黨內的稱呼由原來親切的“同志”，漸漸變得充滿江湖氣息。早在十年前，四川省人大代表曾朝章就曾呼吁“應該禁止黨政部門人員稱兄道弟”，他指出:一些人見面或談工作，滿口都是“大哥、老弟”;對上級不叫領導而叫“老板”，甚至有的人叫“干爸、干媽”。去年，《人民日報》曾發表題為“黨內稱謂容不得江湖氣”的評論文章，指出，裹挾濃厚封建陋習的“老板”、“總管”、“大哥”等庸俗化稱呼，在某些部門或單位，已滲透到黨內。

如今，廣東省紀委以正式文件嚴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之間稱呼紀律，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黨內稱呼的變化，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有著深刻的背景。那就是:在一些地方官場，已經形成“圈子文化”。這種“圈子文化”是由親戚圈、朋友圈、老鄉圈、同學圈、戰友圈等組成，每個圈子都以一個或幾個領導。我們注意到，在新一屆中央懲治腐敗行動中，打擊了好些圈子，比如“石油幫”、“四川幫”等。

一個官場中人，如果有幸進入一個圈子，他就有機會得到圈內人士的提攜，就能與圈內人利益均沾。自然而然，圈內人便會習慣于稱呼其領導為“老大”、“老板”。落馬的原江蘇省建設廳廳長徐其耀，早年在給其兒子的家書中就寫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為一個點編織到上下左右的網中，成為這個網的一部分。”他甚至告誡兒子“要多學習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個把兄弟什么的，這都不過分。”

從官場“圈子文化”，我們很容易覺察到官場上的人身依附關系。在一些地方，官場的上下級關系，不像正常的行政隸屬關系，而是因為你是領導提拔的人，你就必須對領導感恩戴德，唯其馬首是瞻。所以領導就成了你心目中的“老大”、“老板”。

因此，廣東省紀委率先整肅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之間的稱呼，無疑是極為重要的。這需要領導干部以身作則，同時加強組織紀律，對慣用庸俗稱呼的官員給予處分。但這還只是治標之策，治本之策是治理官場“圈子文化”。因為這個問題不解決，如果領導與下屬的人身依附關系仍然存在，那么下屬可能嘴上老實，但心里照樣叫領導為“老大”。這就需要通過公開、透明的民主選拔機制，選拔那些有德、有才之人到領導崗位上，用人過程全程接受民眾監督，通過陽光機制打破“圈子文化”，這樣，“老大”等稱呼就可以從官場中消失。

圈子文化好人主義自查報告【篇三：】

官官勾結、權權交易，拉拉扯扯、搞小圈子，拉幫結派、山頭主義……中央巡視組第二輪巡視反饋情況顯示，這些團團伙伙的不良風氣，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問題不容小覷。(人民日報)“朋黨之爭”是唐朝末年，憲宗元和三年，制科考試時，牛僧孺、李宗閔在策論中批評時政，抨擊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敘用。此后，此起彼伏，兩個小圈子之間從未中斷，直至宣宗時牛僧孺病死，牛李黨爭才告結束，為此，唐文宗為此感慨：“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以史為鑒，筆者以為，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是為政大忌。

“小圈子”以權力、利益，以關系網為紐帶，利益與關系延伸之下，“小圈子”逐漸進化團團伙伙、幫幫派派和利益集團，他們對內抱團取暖，對外相互勾結扶持，最終導致權力變味，黨紀國法失尊，黨的純潔性、先進性也被破壞貽盡。而“小圈子”也不是一個法外之地，進入其中短期之內可能名利雙收，飛黃騰達，但一朝大樹傾倒，就將集體淪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之下，也導致了許多腐敗窩案，如茂名腐敗窩案，山西呂梁窩案，“周老虎”案，都是“小圈子”和黨內幫派的犧牲品。*同志在今年年初講話中提到，干部都是黨的干部，不是哪個人的家臣。

不能把黨組織等同于領導干部個人，對黨盡忠不是對領導干部個人盡忠，黨內不能搞人身依附關系。而現實中，有的干部信奉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關系、找門路，分析某某是誰的人，某某是誰提拔的，該同誰搞搞關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誰的大腿。有的領導干部喜歡當家長式的人物，希望別人都唯命是從，認為對自己百依百順的就是好干部，而對別人、對群眾怎么樣可以不聞不問，弄得黨內生活很不正常。因此，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是為政大忌。黨內決不允許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利益輸送，絕不允許自行其是、陽奉陰違。廣大黨員干部更應永遠明白，真正的“護身符”，不是“哪條線”“某圈子”“誰的人”，而是心中那把遵紀守法的戒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