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姓是指上古東邑部族首領太昊的孫子後照的后代；另外傳說炎帝后代共工氏有子名叫句龍，在黃帝時擔任后土，其后代就以官名的一字為姓，稱為后氏；另外西周時魯孝公的兒子公子鞏的封邑?，他的后代以邑名為氏，稱為?姓；后來省去右邊的邑旁為后氏，稱后姓。

根據東漢王符的《潛夫論?志氏姓》記載，“后”、“?”、“厚”是同一個姓氏的不同寫法，如《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中的“?昭伯”，在《漢書?古今人表》中寫作“厚昭伯”，而《漢書?五行志》中則變成了“后昭伯”。東漢典籍《風俗通義》中收錄有“?氏”。

源流一

源于太昊氏，出自上古東邑部族首領太昊的孫子後照，屬于以先祖名字為氏。據史籍《姓氏考略》記載，上古東邑部族首領太昊的孫子後照的后代。後氏是傳說中上古時期東夷族首領太?的后代子孫。太?又稱太昊或大昊，就是古帝伏羲氏的別稱。據史籍《姓氏考略》的記載：“太?孫後照之后，今開封有此姓，望出東海也。”由此可知，後氏是以“王父字得氏”，源起東海郡。

源流二

源于姜姓，出自共工氏之后。屬于以官職名字為氏。 據史籍《風俗通義》記載，炎帝后代共工氏有子名叫句龍，在黃帝時期擔任后土，即掌管有關山川土地事務及農業生產的官職。在后土逝世之后，被封為“灶神”，在夏、商、周三朝及其以后，一直為人們所祭祀。

在后土的后裔子孫中，有以先祖官職稱謂為姓氏者，稱后土氏，曾有人在楚國為官，后省文簡化為單姓后氏，世代相傳至今。這在史籍《姓纂》中有記載：“后，后土之后。”在史籍《路史》、《潛夫論》中也記載：“春秋時魯、楚公族有后氏。”

源流三

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時期魯孝公之子姬鞏的封地，屬于以封邑名稱為氏。西周末期，魯國君主為魯孝公姬稱(公元前796～前769年在位)，他將自己的兒子公子鞏封在?邑(今山東東平東部)，后來成為齊國的著名無鹽鄉。公子鞏在世時“勤勉仁惠，昭昭如日月”，深受國人愛戴，他逝世后，得謚號即為“?惠”，史稱“?惠伯”。在?惠伯的后裔子孫中，有以先祖封邑名稱、或先祖謚號為姓氏者，稱?氏。另外，在春秋早期，魯國君主魯桓公姬允的后裔子孫形成了三支強大的家族勢力，即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實際上分別是魯桓公的三個兒子慶父、叔牙、季友的后裔。其中叔牙的后代叔孫氏家族也有個叫?惡的大夫封在?邑，即著名的“?昭伯”，曾與季氏家族的季平子相互斗雞。

周敬王姬丐三年(魯昭公姬稠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魯國的大夫季孫意如(季平子)與大夫?惡(?昭伯)斗雞取樂，為了取勝，各自都耍了點兒鬼花招：季平子將芥子面灑在雞翅上，欲辣壞?昭伯雞的眼而取勝；而?昭伯則在雞爪上暗縛銅鉤，欲以利爪斗贏。結果，季平子的雞因傷大敗。季平子甚為惱火，賴在?昭伯的家里以自縊相脅。?昭伯就叫上了臧賜(臧昭伯)到魯昭公處告季平子的狀。魯昭公偏袒?昭伯，就要討伐季平子，季平子連忙請囚、請亡，但皆不許，于是惱羞成怒的季平子遂聯合了叔孫氏、孟孫氏，三家共伐魯昭公，可笑魯昭公因此屁大丁事卻敗而失國出亡，?昭伯被孟孫氏所殺。在這位?昭伯的后裔子孫中，也有以先祖封邑名稱為姓氏者，亦稱?氏。由于本是同宗同源，因此該支?氏與?惠伯之后的?氏合為一支。?氏族人后有一部分省“邑”偏旁簡筆為“后”氏，皆世代相傳至今，是為魯西后氏。

?氏以及分衍的簡筆后氏族人，皆尊奉?惠伯為得姓始祖。該支后氏與太昊裔孫後照所分之后氏、以及共工氏之子句龍所分之后氏既不同宗亦不同源，且各自立譜，皆不合譜。

源流四

：賜姓

岷州望族后氏的族源及其姓氏的由來
　　　《家譜》中記載：“始祖戰答兒斡，波忒國三疊人，當唐之時，從烏斯國至西寧地界出，謁見番王赤剌巴，樹立旌旗，操演軍士，番王觀見，像貌非常，乃比試馬，騎射精通，勇力過人，將二牛如挾草束，于是王日親愛之，賜以官爵，命鎮守朵思陌等處，白石山建城居焉。后因病卒。”
　　“烏斯國”就是現在的西藏，可知他們祖上原是衛藏地區吐蕃人，因“勇力過人”，才“ 賜以官爵，命鎮守朵思陌等處，白石山建城居焉。”“白石山”在岷縣與迭部的交界處，而吐蕃東進占領迭部、岷州的時間，是在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年）以后。這說明他們來到白石山的時間也就是此之后不久。《家譜》另一段記載“十一世祖定兒迦，威勇多賢，心慈樂善。宋德宗時，招天下勇敢之人，兒迦聞之，從白石山出，謁見宋大將軍張齊賢，考驗武藝，弓馬件件精通，命鎮守西寧長城內外，要靖無虞。”經查《宋史》，無“德宗”這一朝代，而張齊賢正是太宗時期的人，“宋德宗”可能是“宋太宗”之誤。民間家譜非出自史家之手，出現如此錯誤是難免的。但是他們說“從白石山出”這一事件還是可以相信的，證明他們從唐至元就一直居住在白石山城。　直至十六世祖朵兒只班時期，看《家譜》記載：
　　“明洪武二年，將所授虎符、金牌，率眾歸附，賜姓后氏，授以金簡、誥命，擢為宣武將軍。十一年開設岷州，管本衛事。十三年，開設洮州衙門，十五年隨征南京，以疾卒於曲靖，贈龍虎將軍，?葬南京紫金山，入鄉賢祠。”
　　這一段非常重要，比《西天佛子源流錄》的記錄要詳細得多。它說明了后姓的來源是明朝皇帝所賜的，時間是洪武二年。根據后氏家族代代傳說，這個后姓的“后”，是“皇后”的“后”，而不是“前后”的“后”，以顯示其姓氏的尊貴。在前后的“後”字沒有簡化之前的明代，就有這個皇后的“后”專用字。
　　據《岷州衛志》記載，白石山一帶在明朝已經歸入岷州衛轄區， 他們從明朝洪武十一年（1378年）開始開設岷州衛，管本衛事，那么其家族成員逐漸搬遷至軍政中心所在地岷州，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后氏家族與明王朝的關系
　　　（一）在軍政管理上，后氏家族出了不少優秀人才。其《家譜》記載：
　　①朵兒只班，波忒國三疊人。元哈撒兒二代孫，在元任甘肅行省平章，至正二年（1342年）守寧夏。洪武二年（1369年），率眾歸附，賜姓后氏，授以金簡、誥命，即做宣武將軍。洪武十年，命掌本衛。事后，封龍虎將軍，入鄉賢祠。
　　②后安，朵兒只班子，襲錦衣衛僉事，調大寧衛。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奉天征討有功，升指揮同（似缺一“知”字）。二十六年（1393年），掌本衛，事征交河，陣亡。
　　③后能，安之子，以父陣亡，由襲職指揮同知，升指揮使。宣德三年（1428年），征松潘羌夸有功，升陜西都指揮僉事。正統元年（1436年），奉?鎮守岷州。
　　④后泰，能之子，襲指揮使職。成化五年（1469年），征羌叛有功，升陜西都指揮僉事，?守備岷州。
　　⑤后成功，本衛鎮守指揮同知，安三代孫，襲指揮同知。弘治九年（1496年），洮陽番賊為亂，與洮州指揮同知汪釗協，一日之內，殄滅殆盡，余賊率眾降，各升指揮使，掌金牌一面，鐵券一圓。
　　⑥后光基，本衛鎮守指揮同知，安四代孫，襲指揮同知職。正德年間（1506-1521年），任本衛指揮使。尋奉?，鎮守本衛臨洮地方，后?命討賊陣亡。
　　⑦后良儒，本衛指揮同知，掌衛印，光基子，嘉靖二年（1523年）襲任。
　　⑧后永亨，良儒子，岷庠增廣生員，萬?二十一年（1593年）承襲任。永亨無子，有⑨后良成復繼永亨，承襲指揮，以劫奪封事，部議革職，著令次房無礙子孫承襲，有⑩后永福，方襲河州指揮。而教廠崖武生一龍公，揭控告，謂：永福公，亦系大房后人，彼實次房無礙子孫。呈審明確，天啟五年（1625年），準⑾一龍公承襲。迨自我朝定鼎，降旨與國同休。
　　綜上可知，僅明朝276年中，后氏家族襲任指揮職務的就有11人。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啊？這就是說，這一區域的防務及治安全賴后氏家族來維護來保障了。
　　（二）班丹札釋前后六次入朝，特別是代表西藏，進京息兵，以及長期留守北京，主持全國佛教工作。
　　據查《西天佛子源流錄》和《明實錄》等資料，我們知道了班丹札釋前后六次入朝，具體時間及使命如下：
　　第一次，28歲，永樂二年(1404)，奉旨入南京朝廷，使命??“隨法尊師到于南京，住雞鳴寺。”
　　第二次，29歲，永樂三年，奉旨入北京朝廷，使命??永樂乙酉（1405年），因“圓融妙慧凈覺弘濟輔國光范衍教灌頂廣善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上師，推薦法尊班丹堅錯于朝。太宗文皇帝遣使，馳驛召至殿庭，賜坐與語，大悅，賞赍，恩寵特加。”
　　第三次，34歲，永樂八年，奉旨入北京朝廷，使命??“太宗文皇帝怒烏斯王逆旨，欲遣大兵取烏斯國。……攜王之侄及三十人，自烏斯國南還。直抵大京。進見太宗文皇帝，而佛子引烏斯國王侄代謝其罪，陳說其情，圣心大悅，恩施甚加，允佛子所奏，即住兵赦烏斯王罪，不伐其國。”
　　第四次，39歲，永樂十三年，奉旨入北京朝廷，使命?? “昔在京師，朝廷恩渥隆厚，以我宿緣，致使他人見譖，聞朝廷有怒，欲加重愆誅戮宗族，以是因緣，必欲詣京，訴無辜罪。”佛子詣京，朝見太宗文皇帝，天顏歡悅，無有慍意，恩寵愈加。
　　第五次，43歲，永樂十七年，北京朝廷，使命?? “及寺將成（約1419年），太宗文皇帝遣使馳驛，詔至大京，擢僧錄司右闡教，及賜國師冠帽、袈裟、表里、鈔貫，仍命隨駕京師大興國寺住坐。”
　　第六次，四十七歲（1423年，永樂21年），太宗文皇帝仍命佛子往烏斯國，窮究教法，審察葛哩麻巴上師，是否再生路經。
　　事實上，班丹札釋自從43歲入朝，被“擢僧錄司右闡教”開始，就再也沒有回到岷州來，除了之后的一次“審察葛哩麻巴上師”，就一直留駐北京長達近乎40年之久，直至圓寂。
　　這里我們要特別對《西天佛子源流錄》記載班丹札釋如何進京息兵一事詳做引用（之后凡未注明引用出處的，皆錄自《西天佛子源流錄》一書）：
　　三十四歲（1410年），……太宗文皇帝怒烏斯王逆旨，欲遣大兵取烏斯國。彼時國王心甚恐怖，與其部下議之。王曰：“圣朝天兵若臨，此土必如破竹，人民何以圖？生若之奈何？誰人為我分釋此難？”部下眾所推舉佛子，而謂王曰：“此上人者，深達教相，方便多能，求浼赴京，代王謝罪，必得解釋此危。”王亦曰：“然”。佛子彼時樂處禪定，彼王虔意，謂佛子曰：“當為我等消釋此，依我所請。”佛子答曰：“我欲于此依大宗師，懺罪修禪，有所疑悔，亦可印證。”王請再三，謂佛子曰：“汝不為我施設方便，其如我國眾生，何其復如教門，慈悲利益何？若天兵一臨我境，佛子修習之處，亦莫得也。”于是以王固請加誠，又奉法王慈旨，乃為允諾。攜王之侄及三十人，自烏斯國南還。直抵大京。進見太宗文皇帝，而佛子引烏斯國王侄代謝其罪，陳說其情，圣心大悅，恩施甚加，允佛子所奏，即住兵赦烏斯王罪，不伐其國。佛子凡有益於佛教，便於人事者，累奏請於上，無不可其所奏。
　　從這里可以看出，西藏當時是完全歸入明朝的版圖，完全受明朝的治理。西藏并不是明朝的藩屬國，而是直接轄地。明朝當時在西藏敕封過三大法王和五個王。王的地位次于法王而高于大國師、國師。這五個王分別是：公元1406年（永樂四年）封帕竹噶舉派首領扎巴堅贊為闡化王、公元1407年（永樂五年）封朵甘靈藏（鄧柯林蔥）僧人著思巴兒監藏為贊善王、公元1407年封朵甘館覺（今貢覺）僧人斡即南哥巴藏卜為護教王、公元1413年（永樂十一年）封直貢噶舉派僧人領真巴兒吉監藏為闡教王、公元1415年（永樂十三年）封薩迦派僧人南渴列思巴為輔教王。上述五個王均領有封地，其承嗣須上報朝廷，由朝廷再次冊封。這說明明朝政府當時對于西藏的管理所采取的措施或者是策略與對待內地的管理是有質的區別的。當其其中一個“王”即闡化王扎巴堅贊要“逆旨”，也就是說要鬧獨立，違背明朝政府的管理規定，明朝就會派遣軍隊前去行施管理職權。這一事實說明，明朝當時沒有派遣軍隊駐守西藏，并不是意味著明朝政府對西藏缺乏有效管理，而是明朝政府對于西藏的治理所采取的一種特殊的策略，即采取了“多封眾建”的措施，以達到對于西藏的有效管理和控制。反之，如果此措施不能湊效的話，就會果斷采取軍事行動以達到治理西藏的目的。
　　明朝則采取“多封眾建”的辦法，先后封了“三大法王”，“五大教王”，同時在法王和教王之外，明成祖還陸續將一大批西藏僧人封為灌頂大國師、灌頂國師、大國師、國師、禪師等，從而建立了新的較完善的僧人封號制度，值得強調的是，這一做法顯然有助于加強明朝對西藏各教派勢力的政治凝聚。
　　明朝對喇嘛教各教派首領的冊封，使烏斯藏地區互不統屬的各教派及地方勢力，均統一于中央，藏族社會出現了比較穩定的局面，而社會的相對穩定不僅促進了經濟和文化的繁榮，而且也鞏固了西南邊疆。正如《明朝．列傳》所載：“適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國師、西天佛子等，俾傳相化導，以共尊中國，以故西陲宴然”就清楚地表明在烏斯藏地區所推行的“多封眾建”的僧官制度應該是行之有效的。 
　　對于此事件，《安多政教史》也有描述：
　　佛子三十七歲時，奉圣旨前赴衛地，朝禮喇嘛們都很欣喜。以闡化王為首的地方官員們感激說：“您使我們的地方像乳酪那樣凝結，平安無事，恩德無量！”闡化王的評價是懇切的。事實上，明朝的這一策略是成功的，自此之后，西藏就再也沒有發生過類此的事件了。
　　（三）班丹札釋前后六次進藏，代表朝廷，傳宣圣化，審驗活佛轉世靈童。
　　第一次，25歲，自發進藏，使命??前往西藏修行，遍訪各個著名寺院及其高僧，在佛教界產生了廣泛影響。“二十五歲西域游，方往烏斯國，參禮剌麻鎖南堅粲大善知識講學《時輪諸大本續經》、《論量法及諸經續》，疏鈔科儀，精修禪觀，就於番土名聞遍周，善能通曉西天四國語言，尤善撰文作字，偈頌利益，有情輪大法輪。”尤其是“善能通曉西天四國語言，尤善撰文作字”是非常了不起的才能。第二年“回本土，于石巴簇造法藏寺一區，講道參禪。”
　　第二次，29歲，永樂三年(1405)，奉旨進藏，使命??任翻譯，迎請哈立麻。
　　第三次，30歲，永樂四年(1406)，奉旨進藏，使命??護送哈立麻回藏。在迎請和護送哈立麻的過程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在20多年后興建的大崇教寺，主要信仰的就是哈立麻派系。
　　第四次，35歲，永樂九年（1411），奉旨進藏，使命??傳宣圣化，安撫闡化王。
　　第五次，38歲，永樂十二年（1414），奉旨進藏，使命??陪同中官楊三保巡視藏區。
　　第六次，48歲，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奉旨進藏，使命??審查大寶法王哈立麻的轉世靈童。
　　《西天佛子源流錄》記載：
　　明年（1424年）三月，佛子攜徒沙迦室哩等二十余人往恭卜國，追訪葛哩麻巴上師生處。彼處人民生拗粗獷，途路崎嶇，山水險隘。至其疆界，經雪山下過，彼處人言：“欲過此山，除單人馬陸續可行。”是夕遂憩山下。有一侍者，名曰桑領，夢諸番童掃雪開道。侍者謂曰：“汝童子眾，何由掃雪？”童子答曰：“葛牙答羅山神來迎佛子，先令我輩掃雪凈道也。”黎明，發足至雪山下，雇數壯夫引路而行，雖平地，雪約二丈余深。先令壯夫及徒眾以足踏實其雪，次令馱馬隨行。正至雪山中際，雪深迷道，無路而出，徒眾愴惶憂惱，無計可施。佛子爾時祝山神云：葛牙答羅，我由奉天子命及佛教故，勤苦不憚千里而來，汝今何不施大神力，為我方便，得路過山，是汝德也。方祝愿已，遙聞響振之聲，其山摧拆雪乃迸裂，現出道路，始得徐行。二日之間方過此山。達恭卜國參見葛哩麻巴上師，彼時上師甫及十歲，究知上師既生月余，一僧往邏，視僧便笑，甫及周歲，三生之徒，國師果鸞躬自往視。一見趨懷，話前生事，及佛子正受孤嚕約葛觀門時，佛子爾時自默念云：“此葛哩麻巴真耶？偽耶？”正猶豫間，葛哩麻巴爾時遂不說，取紙半幅，書寫中國“佛”、“法”、“僧”三字，擲與佛子。憶想葛哩麻巴先世曾寫是字，知真實是也。又于一日，謂佛子言：“昔日長足法師智光，其安樂否？”又示行像，佛子乃信，實是葛哩麻巴真后身也。見《永樂弘恩嗣佛旨印品第五》
　　用金瓶掣簽的方式來認定藏傳佛教最高等的大活佛轉世靈童，是清王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式設立的制度。而岷州后氏族人保存的《西天佛子源流錄》明確記載的這一事實，把朝廷派遣使者前往西藏審驗活佛轉世靈童之舉的時間向前提前了將近368年。它有力地證明了明朝政府對西藏的有效管理和控制，更說明了清朝對于西藏的活佛轉世靈童的審驗和確認政策是沿襲了明朝對待西藏的管理制度。這一策略和管理制度，從明朝開始，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這六次進藏中，我們對于第五次也不應忽視，它正好證明了“明朝維持中央對藏區直接管轄的重要的常規手段之一” 
　　（四）朝廷敕建家族性皇家寺院大崇教寺
　　《西天佛子源流錄》記載：
　　宣德丁未（1427年）七月，上遣內臣赍敕重廣其寺，改賜寺額曰：“大崇教寺”，及賜碑記，著稱佛子之功，及敕洮州衛鎮守都指揮李達，并岷州、洮州等衛大小官員軍民諸色人等，以洮州衛日斡等族五總甲千戶、贊束巴百戶、永隆札等七員，及所管百姓，充大崇教寺及重興寺燈油戶，遞年除納馬，其余一應雜泛差役，盡行優免。令其專心辦納燈油等項供養，不許一時違誤。宣德己酉（1429年）八月初九日，又奉上賜：岷州衛所鎮撫官一員曹聚，領軍匠五十名與大崇教寺作佃戶。戶下人丁，亦令看守、掃灑寺宇。佛子亦俾大國師沙迦室哩完卜、大國師綽竺藏卜待中外官，督工修理，總率僧徒之事。經始于宣德丁未秋，落成于已酉歲八月十五日。 
　　從皇帝的兩次敕賜，就可以看到此寺院的規格和規模有多高多大了。先看第一次的四個敕賜：一是赍敕重廣其寺，國家撥專款重新擴建其寺，二是御賜寺額，三是御賜碑記，四是敕“洮州衛鎮守都指揮李達，并岷州、洮州等衛大小官員軍民諸色人等，……及所管百姓，充大崇教寺及重興寺燈油戶”。另據《安多政教史》記載，宣德皇帝“特頒敕書，征派地方大小官員一百多名，部落大小土官二百名，各種技術人員一百一十名，軍隊烏拉二千零五人，擴建重廣寺。 這四個敕賜都是極其顯赫和隆重的，特別是敕洮岷兩個衛的大小官員軍民諸色人等，及所管百姓，充大崇教寺及重興寺燈油戶，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舉措，一下子把大崇教寺推上了在整個安多地區最為顯赫和尊貴的地位，大有與西藏布達拉宮爭雄的企圖和意味。這是很值得玩味的一件事。我們再看第二次的“奉上賜：岷州衛所鎮撫官一員曹聚，領軍匠五十名與大崇教寺作佃戶。戶下人丁，亦令看守、掃灑寺宇。”當時岷州守城士卒共有三百五十人，這次把五十人抽去衛戍大崇教寺，而且是皇上的旨意，可見對大崇教寺的重視程度了。
　　我們再看寺院修成之后的輝煌程度： 
　　是梵剎也，弘廣深邃，殿宇僧舍五百余楹。佛殿高廠，重檐斗拱，雕甍繡闥，妝以金碧，華彩鮮麗。然而寺山高聳，迥出云霄，層巒疊翠，卉木森然，群峰靚秀，拱向相揖，奇松茂柏，環植寺旁，泉流湛碧，泛漾左右，殿閣巍巍，金碧交輝，光輝粲然，儼若西方鷲嶺祗園之精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