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工養老保險的退休年齡改革方案分兩步走。第一步：2017年完成養老金制度并軌時，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身份區別，將職工養老保險的女性退休年齡統一規定為55歲。第二步：從2018年開始，女性退休年齡每3年延遲1歲，男性退休年齡每6年延遲1歲，直至2045年同時達到65歲。

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研究認為，我國現行社會保障制度依然面臨制度公平性、財務可持續性、制度運行效率等諸多問題。

12月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在京發布《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6》。

綠皮書稱，“十三五”時期的經濟發展條件與快速增長時期迥然不同，尤其是人口、勞動力市場出現的新變化和新特點，如人口老齡化持續加速、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為相對有限剩余、普通勞動力工資快速上漲、勞動力市場矛盾多發等問題。

準確判斷和理解未來中國人口發展和勞動力市場變化趨勢，妥善應對人口結構變化和勞動力市場轉折所引發的挑戰是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是全面實現“十三五”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重要基礎。

低齡退休人員潛力待開發

綠皮書稱，人口結構變化已引起中國勞動力市場發生深刻的變化。2004年以來，中國勞動力市場已經發生大的轉變，出現了劉易斯轉折點，勞動供給從無限供給轉向了有限供給。“十一五”期間，勞動力短缺就呈現出不斷嚴重的趨勢，“十二五”時期勞動力短缺局面在“十三五”時期將持續。

研究發現，全局性勞動力短缺不僅表現在城鎮，農村勞動力短缺問題也會在“十三五”期間逐漸顯現。農村勞動力的短缺不是絕對數量的不足，而是適應農業現代化的新型農民的短缺。

綠皮書說，各種跡象表明，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基本上已經轉移殆盡，農業勞動力主要以老人和婦女為主，但是農業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對農業勞動力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十三五”期間農村勞動力問題將逐漸凸顯，并可能對農業生產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因此必須考慮誰將是未來農村和農業的勞動力，并進行一些必要的準備。

此外，我國存在大量低齡退休人員，開發其潛力是今后的主要方向。鑒于我國退休年齡規定始于幾十年前，已經顯得過低。綠皮書建議，按照并軌先行、漸進實施和彈性機制的原則逐步延遲退休年齡。

在具體建議中，社科院提出，首先，實現養老金制度并軌，將退休年齡歸為兩類：職工養老保險領取年齡和居民養老保險領取年齡。

其次，職工養老保險的退休年齡改革方案分兩步走。第一步：2017年完成養老金制度并軌時，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身份區別，將職工養老保險的女性退休年齡統一規定為55歲。第二步：從2018年開始，女性退休年齡每3年延遲1歲，男性退休年齡每6年延遲1歲，直至2045年同時達到65歲。

再次，居民養老保險的退休年齡從2033年開始每3年延遲1歲，直至2045年完成。同時在退休年齡改革中引入彈性機制，可考慮以法定退休年齡為基準，規定人們可提前或延遲5年退休，但養老金待遇與退休年齡掛鉤。

測算表明，延遲退休年齡可有效改善城鎮勞動力的供給狀況，增加城鎮適齡(退休年齡以下)勞動年齡人口，延緩其比重下降趨勢。

全面二孩大幅反彈可能性很小

社科院近期開展的調查發現，全面放開二孩生育雖然有可能會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動，但并不會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彈。

綠皮書分析稱，這主要是因為，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國育齡夫婦的生育意愿已經發生根本改變，二胎生育意愿已經不高，同時考慮到按照生育意愿真正實現二孩生育行為的比例更低，且生育要在多年內逐漸實現，實際上引起生育水平大幅反彈的可能性很小。

從國際經驗來看，在生育水平降低，全面二孩大幅反彈可能性很小到1.5及以下后，即便是鼓勵生育，效果也十分有限，不會出現大幅度反彈。事實上，如果一個社會長期維持超低生育水平，那么有助于維持低生育水平的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環境將會得到不斷強化，即使采取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難以回升，現在世界上很多低生育水平國家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也難以提升其生育水平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綠皮書認為，全面放開二孩生育并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國低生育水平的現實，人口發展的基本形勢和態勢也不會因此發生轉變，人口老齡化將繼續，但與不放開政策相比老齡化程度有可能減輕。

目前受生育政策影響的人群已經非常小，主要是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以及國有企業的職工，而其他社會群體受政策的約束并不大，尤其是農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即使在過去政策框架下實際上也沒有受到嚴重的抑制。

綠皮書說，全面放開二孩生育，不僅有利于緩解人口老齡化趨勢，有利于家庭和諧穩定，更有利于社會公平公正，這實際上已經是當前最大的民生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說，全面放開二孩生育政策越早越好，早放開，早受益;而越晚放開越不利，后果也越嚴重。

對于全面放開二孩生育，應該有這樣的認識，如果帶來生育水平的反彈，則應該被視為正面和積極的信號，因為放開生育政策的目的正是希望生育率回升;如果不能回升，則意味著不符合政策的初衷，同時也意味著陷入低生育率水平“陷阱”。

綠皮書說，隨著生育政策的調整，計劃生育工作也必然面臨轉型，如何適應新的人口發展形勢以及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沖擊，將是計劃生育工作在“十三五”時期面臨的嚴峻挑戰。

農民工將比大學生更難就業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監測結果，2013年外出農民工達到1.66億人，其中舉家外出農民工數量達到3525萬人。

統計數據顯示，進入“十二五”時期以后，外出農民工規模雖然仍保持擴張態勢，但增速明顯減緩。2010年，外出農民工增速達到5.52%，隨后逐年下降，到2013年僅為1.68%。與此同時，舉家外出農民工的增速卻從2010年的3.54%上升至2013年的4.44%，舉家外出農民工占全部外出農民工的比例從2010年的20.03%上升至2013年的21.22%，趨勢逐漸加強。

綠皮書稱，從外出農民工的流向來看，東部地區仍然是農民工主要的流入地。2013年，7739萬人跨省流動，8871萬人省內流動，分別占外出農民工的46.6%和53.4%。東部地區外出農民工以省內流動為主，中西部地區外出農民工以跨省流動為主。東部地區跨省流出農民工882萬人，72.6%仍在東部地區省際流動;中部地區跨省流出農民工4017萬人，89.9%流向東部地區;西部地區跨省流出農民工2840萬人，82.7%流向東部地區。在跨省流動農民工中，流向東部地區6602萬人，占85.3%;流向中西部地區1068萬人，占13.8%。

社科院分析稱，農民工在產業升級中遭受的潛在風險被當前良好的就業形勢所掩蓋。盡管農民工工資上漲較快，社會上“用工荒”現象有愈演愈烈之勢，但農民工的人力資本水平和就業結構特征決定了他們在產業升級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沖擊，甚至可能會出現比較嚴峻的失業風險。

綠皮書認為，從長期來看，農民工群體在未來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優勢難以維持，其就業形勢將比大學生更為嚴峻，尤其是脆弱的青年農民工面臨更突出的失業沖擊。

人力資本水平是決定長期就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農民工的人力資本處于明顯劣勢。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目前全國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6億人，30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工約占60%，但是他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8年，過早地進入勞動力市場，導致其缺乏必要的職業技能。

綠皮書說，青年農民工集中在經濟調整沖擊最突出的地帶。超過70%的青年農民工流入東部沿海地區，大約50%的青年農民工從事制造業，而受經濟放緩和結構調整影響最大的恰恰就是東部沿海地區的外向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這些青年農民工基本沒有農業經營經歷，在遭受沖擊下，農業“蓄水池”功能對于青年農民工不再發揮作用。相對于同齡的城市青年尤其是大學生，青年農民工的適應能力明顯更弱，有可能在結構轉型中加入長期失業大軍。

落戶門檻將更為嚴格

分析顯示，目前我國不同類型城市的落戶政策所覆蓋的流動人口規模差異很大。大約有4成的流動人口居住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落戶門檻不但不會下降，還可能更為嚴格，預計戶籍制度改革對其影響很小。

綠皮書介紹，目前大約17%的流動人口居住在較大城市(300萬～500萬)，落戶限制將略為放寬，但仍然會比較嚴格，小部分高端流動人口將可能落戶這些城市;大約35%的流動人口居住在大城市(100萬~300萬)和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將有較大程度放寬，居住在這些城市的流動人口將是最有可能落戶城市的群體;大約10%的流動人口居住在小城鎮，將完全沒有落戶限制。

調查發現，流動人口的落戶意愿與戶籍改革政策相反，盡管城區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會逐漸放寬，但是居住在這些城市的流動人口，明確表示愿意落戶的人不足4成;在大城市居住的流動人口的落戶意愿稍高一些，也僅為45%左右;然而，在嚴格控制的特大城市的落戶意愿最高，將近6成。

綠皮書說，流動人口愿意落戶的城市執行的是較為嚴格的落戶制度，而流動人口不太愿意落戶的城市卻執行較為寬松的落戶制度，這可能使得戶籍制度改革對流動人口“落戶”的推動作用有限。

根據《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到2020年我國各級政府將努力落實1億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綠皮書根據流動人口在各類城市的分布及流動人口的落戶意愿估計，若戶籍制度改革方案能夠順利推動，2014~2020年，每年將大約有1000萬流動人口落戶城鎮，到2020年，流動人口將減少到2.25億;若戶籍制度改革不能順利推進，2020年的流動人口將增長到2.8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