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各大主流媒體紛紛報道了西城區的“紅墻意識”，首先“紅墻”二字讓我想到的就是首都的最中心，對照一下西城區，它可不就在緊鄰“紅墻”的特殊區位么，這個區位既是北京的功能核心區，也是*、國務院的辦公區，由此可見西城區的“紅墻意識”自有它的來頭，但是我個人覺得離“離中南海近”還是次要的，關鍵是西城區黨員干部群眾身上所透出的那種”責任但當“，我認為非常值得宣傳和被我們所學習。

看了不少關于”紅墻意識“的報道文章之后，我驚奇的發現就連西城區里的普通百姓都有一種“責任擔當“的意識，其素質之高很能體現出北京這個”首善之都“的精神，比如自覺維護區域間的衛生狀況、鄰里之間的幫助和睦等等，特別是“西城大媽”這個群體形象的出現就更能說明西城居民的素質之高了，而且它的基礎也是普通群眾，男女老少都有。據報道“西城大媽”是一個囊括了西城區各類平安志愿服務團隊的聯盟，他們每天都在為首都的安全盡著自己的職責，他們幫助民警破案、幫助維護社會治安，每天巡邏在大街小巷，可以說他們同“朝陽群眾”一樣也是城市中群防群治的中堅力量。

西城區群眾對社會的這份極強的責任心是怎么來的?我認為這個問題更值得探討，有個詞叫做“上行下效”，那么群眾看的是什么，當然是“黨員干部帶頭人”，有道是“群眾看黨員，黨員看干部”，只要領導干部以身作則、率先垂范了那大家都會跟做，而我覺得西城區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雖說“紅墻意識”是西城干部群眾在長期工作和生活當中逐漸形成和培育出來的一份特殊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而且他們還把“絕對忠誠、責任擔當、首善標準”定為了“紅墻意識’的核心要義，但是如果上面、也就是區政府以及干部黨員不做先鋒的話，那么群眾也不會如此積極的跟上。

據報道西城的’紅墻意識’并不是今天才形成的，因為1999年西城區西長安街街道就提出了“紅墻意識”這個概念，而有了“紅墻意識”之后，西長安街街道的黨員干部們為群眾解決實際困難、全心全意為百姓服務的動力也就相應地增強了;而西城區委又這種將“紅墻意識”上升為了全區工作的指導思想，特別是伴隨著“兩學一做”活動的開展和常態化的形成，如今的西城區又在不斷地豐富和深化著“紅墻意識”的內涵，就像西城區委書記盧映川所說：“把強化‘紅墻意識’作為‘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的重要內容，作為錘煉黨性的基本功、必修課”，我認為這也是西城黨員干部在工作中能夠發揮出其優秀品質的關鍵;同時西城區還提出“要在‘做’上深化拓展，堅持學做互進、知行合一，從具體事情做起”。正因為這樣，所以西城區各級黨組織結合實際情況探索出了不少服務群眾的方法途徑，在實際工作中為百姓解決了很多難題，贏得了百姓的信任和歡迎。比如隨著小轎車的普及停車場成了困擾人們的大問題，那么區政府就要想方設法盡最大力量去解決，而現在‘佟麟閣路’中段和‘宣西大街、鬧市口大街’等等停車位都是他們幫群眾建的，這基本上可以保障了周圍居民的停車問題;比如在北京的疏解工作中西城是個“大戶”，但在“紅墻意識”的凝心聚力中西城區迎難而上，黨員干部紛紛挑起這份重擔耐心地向商戶講解政策，使得一項項工作順利完成。 如今北京又開始治理“背街小巷”了，西城區也有很多背街小巷，我看到在這項工作中西城區領導再次以身作則，親自蹬著自行車去“轉街”調研，在一次次的走街巷、看問題、聽民意的實地調研之后，一系類的街區整理計劃和治理背街小巷等實踐行動也緊跟著接續出臺了。

連續看了好幾篇報道之后，我覺得西城的故事太多太多，而在“ 紅墻意識”成為北京西城集體意識的過程當中，我看到：不管什么事情總是西城區的領導班子和黨員干部走在前面，他們在”兩學一做“活動中認真學習，然后在實際工作中再充分發揮“關鍵少數”的帶頭作用，這一點從普通群眾積極參與社會治理的行動上就能很好的看出來，很顯然黨員干部們的模范帶頭效應是突出的。

今年2月份市長蔡奇在參加一次區委常委會班子會議時還特別指出：“西城區長期以來堅持‘紅墻意識’，不僅僅因為中南海在西城區，更重要的是確實是從心里、從思想上能夠有政治意識，和*貼得最近、保持一致，也是維護核心的體現，跟黨走，緊密團結在*周圍”，蔡奇市長的話既是一份肯定、也是一份鼓勵，相信在北京今后的發展建設中，西城還會做得更好，而“紅墻意識”也會在他們的工作中再次發揮出更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