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愚公黃大發先進事跡材料一

一個當時年僅20多歲的農村大隊長，帶著數百個村民，鋼釬鑿、風鉆敲，前后歷經30余年，在峭壁懸崖間挖出一條10公里的“天渠”。

潺潺渠水，潤澤了當地1200多人，使曾經閉塞的貧困村面貌一新。

當地人管它叫“大發渠”。村民們以最樸實而又最隆重的口頭命名方式，感謝他們的帶頭人??貴州省遵義市播州區平正仡佬族鄉團結村老支書黃大發。

“一定要想法通上水，讓大家吃上米飯”

黔北深處，多為喀斯特地質。

黃大發居住的地方以前叫草王壩，海拔1250米，山高巖陡，雨水落地，就順著空洞和石頭縫流走，根本留不下來。

上世紀90年代以前，村里人去最近的水源地挑水，必須來回走兩個小時，爭水打架的事情時有發生，連“牛腳窩水”村民都要收集起來。

村民用水，第一遍淘米洗菜，第二遍洗臉洗腳，第三遍喂豬喂牛。縣里的干部來草王壩考察，村民遞過來的水杯里，滿是渾黃。

因為缺水，當地只能種一些耐旱的苞谷。把玉米粒炒熟去皮再磨成粉，蒸熟后就成了當地人餐桌上的主食。這種“苞沙飯”難以下咽，在喉嚨上直打轉轉。

沒有水，別說發展產業，村民連溫飽問題都不能解決，一些家庭吃鹽都需要賒賬。

對于貧窮，黃大發比別人有著更深刻的體會。幾歲時，母親就去世;父親抽大煙，敗光了家中房屋和田地后撒手人寰。13歲，黃大發便成了孤兒，滾草窩，吃百家飯長大。

對于擺脫貧困，他有著比別人更強的決心。

“窮就窮在水上，一定要想法通上水，讓大家吃上米飯。”1958年當選草王壩大隊大隊長那年，黃大發下了決心。

“這一次，拼了命也要干”

草王壩村幾面大山的背后是螺絲水河。上世紀60年代開始，由當地公社牽頭，草王壩大隊、健康大隊、勝利大隊共同開建“紅旗大溝”，想引來這穩定的水源。黃大發任指揮長。

當時，修這條水渠，中間必須打通一條長116米的隧道，公社認為技術難度太大，黃大發就帶著群眾自己干。

黃大發先用農村土辦法確定水平線：豎起竹竿測量，人眼兩邊“校瞄”。洞口越打越深的時候，黃大發用耳朵貼著山聽，指揮群眾往聲音一致的方向打，耳朵都磨起了老繭。最終，隧道打通了。

但是，由于缺乏資金、技術和勞動力，用黃泥巴敷成的渠壁難經風雨，水渠修修補補十幾年，沒法再用，在上世紀70年代被廢棄。

“剛修渠的時候我才幾歲，十幾年里父親經常不在家里，都和大家在工地上。修渠失敗的時候，我已經上中學了，那時候父親經常在家里發呆，我知道他很傷心。”黃大發的二兒子黃彬權說。

但是，黃大發沒有放棄。

1976年，遵義縣水電局干部黃著文來到草王壩，住在黃大發家里。“小個子、有干勁，滿手的繭握手扎著疼。”這是黃大發給黃著文的最初印象。徹夜長談中，黃大發再次表明了修渠的決心。

再次見到黃大發，是1990年臘月，那天下著大雪，已經成為遵義縣水電局副局長的黃著文晚上回家，看到了來訪的黃大發。“10多年了，但一眼還是認出了他。他穿著破解放鞋，沒有襪子，腳趾露在外，一身單衣凍得發抖。”

黃大發的挎包里，裝著一份沉甸甸的修渠申請。

“我走了兩天到縣里，就是要找你。我要修螺絲河工程，想請你幫助立項。”“我是村支書，有責任修通水渠，解決村里人畜飲水，不然貧困老是改變不了。”“我要實現通水愿望，這一次，拼了命也要干。”……

“修不通，我拿命來換”

水渠工程立項了，擺在黃大發面前的第一道難關就是湊錢。

按照當時的政策，修建這樣的工程，國家補助材料、匹配一定資金，村民要投工投勞，須自籌部分資金。算下來，全村900多人，要湊1.3萬元。

當年，村民的年人均純收入僅為80元。

黃大發召開村民大會，提出了每家每戶湊錢的要求。作為村支書，他率先拿出了100元。

修建水渠的熱情被再次點燃。當晚，有的村民就外出借錢了。第二天一大早，出村小路上滿是趕著牲口，背著雞蛋、黃豆、蜂蜜的村民，他們要到附近集市賣了換錢。

村民楊春友說：“盼水盼了幾十年，有機會修水渠，家里生活再苦都要支持。”

也有村民反對。以前那條半途而廢的水渠是村民心頭的傷疤，有的村民說：“修得通，我手掌心煮飯吃。”黃大發回答：“修不通，我拿命來換。”

妻子徐開美勸他，晚幾年，等大家經濟條件好點再修。黃大發說：“修水這事等不得，再難也要上。水不通，大家經濟怎么好得了?”

第三天，1.3萬元湊齊。遵義縣水電局領導感動地說：這不是工程款，是草王壩群眾的心!

1992年正月初三，大雪天，開工了。

黃大發扛著鋼釬，帶著幾百人的隊伍往山上進發。

每20米水渠被確定為一個樁號，每個樁號按照施工難易程度確定不同數量的人工，每個家庭按照土地多少確定要投勞的人工……

“干部干，群眾看。”黃大發說。從材料運輸到實地施工，年近6旬的黃大發總是沖在最前面。放炮需要的炸材，是他來回步行36公里到鄉鎮背回來的。筑渠需要的水泥，也是他親自到縣城“押運”回來的。有一次運水泥車行至半路突遇暴雨陷入泥潭，黃大發擔心水泥被偷，硬是在水泥包上睡了一夜。

“黨員帶起頭，大家一起干”

修建水渠要經過3座大山、大小9個懸崖、10多處峻嶺，大土灣巖、擦耳巖和灰洞巖最為險要，要從懸崖峭壁上打出半幅隧道才能通過。

在修擦耳巖段時，一處倒懸的崖壁無法測量，專業施工人員都不敢下去。黃大發二話不說，把麻繩系在自己身上，讓人拉著吊下懸崖，像半空中飄飛的鷹。

吊到懸崖背后，大家看不到他了，嚇得大氣都不敢出。這時候，黃大發在下面大喊了幾聲，證明自己沒事，大家這才放了心。

當時在現場的村民沈秀貴說：“沒有黃大發帶頭，這個工程修不起來。”

有幾次，黃大發幾乎與死神擦肩而過。在修一個隧道時，炮響之后黃大發第一個進洞打鋼釬。鋼釬拔出來才發現，上面的黃泥赫然粘著一根未引爆的雷管。剛開始，裝藥炸山，由于缺乏經驗，黃大發還沒走出“雷區”，村民就開始放炮，黃大發情急之下趴在地上，用背篼罩頭躲過危險。從此之后，工地上多了一條“安全規則”：炸藥發放后以吹哨為令，第一聲準備，第二聲警告，第三聲點炮……

從開工修建主渠，到所有支渠完成，總共花了約3年時間。黃大發說，這么長時間的持續施工、擰成一股繩的關鍵是“黨員帶起頭，大家一起干”。

如今，參與修渠的村民回憶當年的場景仍激動不已。72歲的徐開誠說，每天6點剛過，200多名村民背著鋼釬、二錘，帶著苞谷干糧出發，下午6點放工回家。水泥和沙都要靠人背馬馱。冬天，是農閑挖渠的好時節，大家刨開積雪，一寸一寸鑿，一尺一尺敲。中午，大家圍在一起，找幾把干柴點燃取暖，烤土豆當午飯。為了早一天通水，有些群眾甚至晚上就睡在渠上。

修渠期間，黃大發的女兒和孫子相繼因病去世。有一年年關將近，黃大發把家里的豬賣掉得了100多元錢，徐開美以為是給女兒買藥的錢，結果黃大發拿去墊錢買了修渠炸藥。

“埋怨有什么辦法，家里扯他后退，他怎么干得了工作?”徐開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