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長青（1899?1946？），本名俊生，字長青（又作長清、長卿），以字行，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付梓印行于1933年的《文心雕龍雜記》，是他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任教期間完成的一部著作。全書對《文心雕龍》逐篇加以校注（僅《議對》《才略》兩篇未曾論及），內容包括主旨闡發、文字校勘以及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征引和駁正。盡管其內容稍顯單薄，分析尚欠周詳，但依然是現代龍學史上一部頗具特色的著作。然而由于此書原為私人自印本（版權頁上所署發行者為“福州鋪前頂程厝巷葉宅”），故流傳未廣，知者寥寥。目前僅見詹?先生在《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對書中議論多有征引，而諸多龍學史專著卻并無論及。本文擬鉤稽相關史料，對其撰述背景和學術特點略作紹介平議。

一

在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頒行的《奏定大學堂章程》中，文學科大學中國文學門科目內明確列有“古人論文要言”，規定授課內容為“歷代名家論文要言（如《文心雕龍》之類，凡散見子史集部者，由教員搜集，編為講義）”。說明《文心雕龍》等傳統詩文評著作已經被正式納入現代大學的課程體系之中，用于進行專業的文學教育。根據1933年編纂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概況》，在該校當時的課程表中，選修科辭章類的“文學批評”一項里確實依照規定列有《文心雕龍》這門課程。由此不難推知，《文心雕龍雜記》原本是葉長青為教學之需而編著的一部講義。

《文心雕龍雜記》卷首冠有陳衍、黃翼云所撰兩篇序言，對此書多有褒獎。陳氏在序中說：“長青富著述，近又出視《文心雕龍雜記》，其所獻替，雖使彥和復生，亦當俯首，紀河間以下毋論矣。讀劉著者，可斷言其必需乎此也。”推重此書議論精當，不但劉勰應當俯首拜服，紀昀等前代研究者更是相形見絀。黃翼云在序言中也同樣提到：“長青葉先生劬學嗜古，著作甚富，邇箋《詩品》方畢，復取敦煌古本正今本劉著之舛誤，使讀者曉然于縑帛時代因傳鈔而脫漏，而臆改，致失其真，為之疏通證明，歸于完善。更舉諸家評本札記，矯其偏頗。其研慮之精，條舉之密，皆至愜當可傳。”對其在校勘、疏證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大為稱賞。然而揆諸事實，卻令人感到兩人所言均有揄揚失當之嫌。葉氏雖然利用敦煌出土的唐寫本對《文心雕龍》加以勘訂，卻僅是羅列異同而并未判定是非；雖然征引過明清以來多家論說，但自己所做評斷闡發其實并不多。陳、黃兩位如此推許，固然有出于禮節考慮而不得不加以溢美的緣故；不過與此同時，恐怕還應該注意到此書原屬于課堂講義，其主要作用是為課堂講授提示線索，在具體授課時，教師完全可以根?實際情況借題發揮。因而只需粗陳梗概便已足夠，并不要求事無巨細，面面俱到。要對此書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必須充分考慮到這一前提。

陳衍此前對葉長青還有過另一番評價，因為涉及到《文心雕龍雜記》的學術淵源，值得再做分析研討。他在1931年與前去拜望的錢鐘書閑談起葉氏，稱其“人尚聰明，而浮躁不切實”，“《文心雕龍》《詩品》二注，多拾余牙慧”（錢鐘書《石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對葉氏所著頗多鄙薄貶斥，就和自己在書序中的論調截然相反。其稱賞固然多有溢言虛美，其苛責也不盡符合事實。葉氏早年就讀于廈門大學教育系，確實因為喜好詩文、勤于治學而經常向時任廈大國文系主任的陳衍問學請益；而葉氏至無錫國專赴任后不久，就向校長唐文治大力推薦，聘請陳衍擔任該校專任講師，足見師生之間情誼頗深。在編撰《文心雕龍雜記》的同時，葉氏另著有《鐘嶸詩品集釋》（華通書局1933年版），同樣作為授課時使用的講義。陳衍所說的“《文心雕龍》《詩品》二注”，顯然就是指這兩部書而言。在《鐘嶸詩品集釋》中確實引述過陳衍的不少意見，書后所附《引用各書書目及著者姓名》中，也列有陳氏所撰《鐘嶸詩品平議》和《詩學概論》。但在《文心雕龍雜記》中，卻并無一言提及陳衍。就兩人的關系而言，如果葉長青確實參考過陳氏的論著，絕無可能故意干沒，或是諱而不言；陳衍更不會在序言中漠然置之，隱忍不言。因此，陳氏所謂“拾余牙慧”，只是指《鐘嶸詩品集釋》而言，《文心雕龍雜記》不過是連帶而及罷了。

盡管《文心雕龍雜記》并非如陳衍所說的那樣“拾余牙慧”，可的確參考過不少前人論著。仔細尋繹書中透露的諸多線索，結合葉長青的治學經歷，也可以藉此大致考見其學術淵源。葉氏世居福建，葉長青自少及長又都在廈門求學，故與福建籍學者多有聯系。《文心雕龍雜記》中征引最多的是籍貫同為侯官的吳曾祺所撰《涵芬樓文談》。吳氏早年受聘于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協助籌建涵芬樓圖書館，不但利用館藏編纂《涵芬樓古今文鈔》，還“就平生所得筆之于編”，匯為《涵芬樓文談》。他在書中開宗明義就說道：“昔劉彥和著《文心雕龍》-書，極論文章之秘，識者以為知言。”所發議論也每每依傍劉勰之說加以引申發揮。葉長青早年問學于吳曾祺，吳氏在為其所著《閩方言考》（中華書局1922年版）作序時，格外稱許他“年少耆學，凡有述造，必期有用于世”，足見對其青睞有加。《文心雕龍雜記》在稱引其說時，均尊稱為“先師吳翌亭先生”，且對其議論深表贊同，沒有任何批評商榷。另一位受到葉長青推崇的福建籍學者則是林紓。林氏所著《春覺齋論文》系統研討文章寫作之道，推崇《文心雕龍》為“最古論文之要言”。葉長青在稱引其說時，均尊稱為“林畏廬太世丈”，也未曾有過任何指摘商討。

除了吳、林兩位前輩鄉賢，《文心雕龍雜記》中還征引過不少近現代學者的意見，同樣能透露出特定的學術因緣。如同在北京大學任教的黃侃和劉師培，相繼講授過《文心雕龍》，并分別有《文心雕龍札記》和《文心雕龍講錄》流傳于世。葉長青在1927年時考取過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通訊研究生，盡管黃侃早在1919年就已離開北大，劉師培也在同年辭世。但就常情推測，葉長青對北大知名教授的論著不會不加以特別的關注，對兩人論說多有引述也在情理之中。另如在1927年至1936年擔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的錢基博，和葉長青有過一段較長的共事經歷。錢氏也開設過《文心雕龍》課程，其《文心雕龍校讀記》雖然要到1935年才作為“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的第十種正式出版，但葉長青在《雜記》中已經引述過其中不少片段，并稱其為“吾友錢基博”，從中不難推想雙方交誼之深厚。

在征引前代各家論說時，葉長青并非全盤接受，有時也會加以補正辯駁。清人紀昀所評《文心雕龍》在后世影響深遠，葉氏在借鑒參考之余，也對其疏失提出過批評。如《文心雕龍?練字》篇強調撰寫文章時，必須做到“避詭異”“省聯邊”“權重出”“調單復”。針對“調單復”一項，劉勰分析說：“單復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疏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而篇暗。”所謂“單復”“肥瘠”，當指文字筆畫的繁簡；所謂“累句”“積文”，則指筆畫數相近的字積聚在一起。而紀氏有評語道：“復字病小，累句病大，故寧相犯。”誤解了《文心雕龍》的行文脈絡，將此與劉勰在討論“權重出”時所說的“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混為一談，以為“復”指前后文字重復，而“累”指牽累拖累。葉長青對此加以指正：“‘單復論字畫之繁簡，其病相等，無所謂小大。‘累句與下‘積文相對，‘累讀上聲。紀氏誤為去聲矣。至‘兩字俱要，寧在相犯，乃重出之事，與此條何涉？”要言不煩地匡正了紀昀的疏漏，對于確切了解原文頗有助益。

晚清孫詒讓所撰《札?》是校勘學名著，其中涉及《文心雕龍》的雖僅有十余條，卻以考訂精審而著稱。《文心雕龍?奏啟》篇末贊語有云：“皂飭司直。”孫氏有校語云：“‘飭，疑當作‘?。《續漢書?輿服志》云宗廟‘均服?玄，劉注云：‘《獨斷》曰：“?，紺繒也。”《吳都賦》曰：“?，皂服。”‘皂?，即‘?玄也。”今人李詳《文心雕龍黃注補正》、范文瀾《文心雕龍講疏》等均采納其說。葉長青在引述其說后則有按語稱：“孫說非是。?為戎服，何與奏啟？”所云“?為戎服”，系據顧野王《玉篇》所釋。而作為孫詒讓重要佐證的左思《吳都賦》注，其正文原作“六軍?服”，據李善注：“《左氏傳》曰：‘?服振振。”所引《左傳》見僖公五年。而今本作“?服振振”，杜預注：“戎事，上下同服。”陸德明《釋文》：“均，如字，同也。字書作?，音同。”可見葉氏提出的疑問確然有據，而孫氏所作校改頗為牽強，不能輕易采信。

除了紀昀、孫詒讓等前代學者，葉長青對同時代學者的意見也時予商討。如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的《夸飾》篇中全文引錄章太炎所撰《征信論》，認為“其于考案前文，求其諦實，言甚卓絕，遠過王仲任《藝增》諸篇，茲錄于左，以供參鏡”。葉氏對此頗不以為然，強調說：“夸飾乃文章應有之事。黃侃引其師章君《征信論》以釋茲篇，殊為未當。征信辨事實之情偽，何與夸飾？所謂‘酌詩書之曠旨，剪楊馬之甚泰者，酌剪而已，夸飾又安可廢哉？篇中歷舉漢賦，意在懲侈，亦其旨也。”認為章氏論旨與劉勰并不相同，不能任意附會。另如《文心雕龍?樂府》曾提及漢武帝時“朱馬以騷體制歌”，前人對此并無詮說。范文瀾在《文心雕龍講疏》（天津新懋印書局1925年版）中依據《漢書?佞幸傳》所載“是時上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認為此處“‘朱馬當是‘司馬之誤”。葉氏則辯駁道：“近人范文瀾謂‘朱馬當為‘司馬之誤，非也。唐寫本正作‘朱馬，下文‘繆朱所致一語，亦可證。”根據唐寫本指出范氏之說不可信從，且從書中尋找內證來證成己說（按：葉氏所言“繆朱所致”亦據唐寫本，今本《文心雕龍》作“繆襲所致”）。范氏后來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中也參酌陳漢章的意見，修正了自己原先的看法，認為“朱或是朱買臣”，“買臣善言《楚辭》，彥和謂以騷體制歌，必有所見而云然。唐寫本亦作‘朱馬，明‘朱非誤字也”。葉氏的研討雖不及其細致深入，所作判斷則準確無誤。

二

除了援據諸家議論，間或加以商榷駁正之外，葉長青對前人忽略的地方也時有措意，或詮釋全篇要旨，或分析文句含義，或校訂文字訛誤，都有一些較為獨到的心得，值得參考借鑒。茲各舉一例，略作闡述。

劉勰在《序志》篇中交待《文心雕龍》全書五十篇的結構特點，“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可知除《序志》篇相當于自序而可暫置勿論外，第四十九篇《程器》實際上處于全書殿后壓陣的位置，其作用無疑不容小覷。但前人往往未能盡窺其深意，紀昀就浮泛地以為“此亦有激之談，不為典要”，“觀此一篇，彥和亦發憤而著書者”。葉長青對此篇的性質和作用做了更為周詳縝密的分析：“茲篇為本書之終篇。四十八篇以上，文之體用具矣。殿以《程器》者，體用，華也；程器，實也。無器何有于用？孔門四科，首德行而末文學，故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蓋德行為文之本，有德有文，相得益彰；無德無文，徒為文過濟惡之資。宇宙間何貴有此文哉！然則以上四十八篇，與茲篇等量齊讀可也。即先讀茲篇，而后讀四十八篇亦可也。又‘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所以求道。彥和首《原道》而終《程器》，示我周行矣。”首先從華實相輔的角度，認為此前的四十八篇具體闡明作文的宗旨和技巧，而《程器》則論述文人的品德和識見，應該等量齊觀，相互參酌，方能相得益彰。其次又從道器貫通的角度，認為《程器》篇與首篇《原道》?相呼應，體現出劉勰對文學創作的終極要求，以及在結構安排上的良苦用心。這樣的研討言之有據，鞭辟入里，頗能啟人深思。在此之后，張立齋《文心雕龍注訂》、李曰剛《文心雕龍?詮》等都表達過類似的見解，詹?《文心雕龍義證》更是整段?錄這番議論，足以說明葉氏在此頗有見地。

劉勰在討論各體文章的寫作之道時，會逐一追溯其源流嬗變。由于涉及的文章體裁種類繁多，又都需要歸結至“文能宗經”的主旨，有時不免令人頗感費解。如《論說》篇提到“若夫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并舉毛萇、孔安國、鄭玄、王弼等各家經注為例，認為這些著作“要約明暢，可為式矣”。然而注釋典籍畢竟和撰作文章的情況不同，劉勰所言似乎頗為牽強，紀昀就認為“訓詁依文敷義，究與論不同科。此段可刪”。葉長青則細予考辨：“注釋者依文敷義，分別訓詁，文雖散雜，然總會全注則論矣。《世說新語?文學》篇：‘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可證。又《朱子語類》：‘漢儒解經，依經演說。晉人則不然，依經而作文。亦可證。”不但從體式上推究劉勰立論的依據所在，指出將典籍中分散的注釋整合連綴，仍然具有“論”體的特點，還援引《世說新語》中的事例和《朱子語類》中的議論作為佐證，對于準確理解劉勰的原意，提供了重要的借鑒。詹?《文心雕龍義證》便?錄了這段分析，以供讀者參考。

《文心雕龍》版本繁多，訛脫誤衍的情況較為嚴重。葉長青雖然利用唐寫本做過了一些文字校訂，但受客觀條件所限，或許也與課程性質有關，并未廣搜各本，詳勘異同。不過他對文字學、訓詁學一直都持有濃厚的興趣，此前就撰有《閩方言考》《文字學名詞詮釋》等。在《文心雕龍雜記》中，也偶爾可見他針對文字校訂所做的探討。如《序志》篇中有云“雖復輕采毛發，深極骨髓”，葉氏有按語云：“‘采疑作‘?。‘?，辨也。‘?‘采形近而誤。此即‘毛舉其目之意。”雖然并沒有版本上的直接依據，但形近致誤的情況在《文心雕龍》中并非鮮見。葉氏在此適當運用理校，所述似也不無可取之處。

三

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任教期間，葉長青先后開設過不少專書研讀課程，除了《文心雕龍》之外，還有《詩品》《文史通義》《漢書?藝文志》等，并撰有《鐘嶸詩品集釋》《文史通義注》和《漢書藝文志問答》等相關著述。在這些不同領域的深造自得，也推動了他對《文心雕龍》的細致研究，彼此之間構成前后貫通、相輔相成的關系。

《鐘嶸詩品集釋》（華通書局1933年版）剪裁排比各家論說，間或加以按斷，基本反映了當時《詩品》研究的整體格局和最高水平。由于《詩品》與《文心雕龍》同時出現于齊梁時期，后世學者往往會對兩者加以比較，葉氏當然也不例外。如劉勰在《明詩》篇中歷數詩歌發展的源流遞嬗，《文心雕龍雜記》中就屢屢引錄鐘嶸《詩品》作為參照，并有按語稱：“彥和、記室，各有短長，此自仁智之見耳。”又如在《事類》篇中，葉氏征引《詩品序》中“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等議論，指出“語雖論詩，實與彥和相發。茲篇亦針砭時弊者”。既提示讀者比較劉勰、鐘嶸意見的異同，又指出雙方殊途同歸的特點。

《文史通義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35年版）甫一出版，就得到過唐文治“文詞博雅，意義純正”（《文史通義注》引“唐蔚芝先生評”）的佳評。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中推溯《文心雕龍》的學術淵源，認為：“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葉長青在《文心雕龍雜記》的《原道》篇中征引其說，又批評道：“章氏此說，未免厚誣彥和。《文心》開宗明義已揭橥文德，而《論衡》所著尚屬在前。至謂本陸機而立論，尤為無據。《序志》篇固譏士衡‘照隅隙而鮮觀衢路也。”一方面指出章氏聞見不周，王充在《論衡》中對“文德”早有論述；另一方面則批評章氏立論偏頗，劉勰對陸機并非全盤承襲，而是多有批駁。其后在《文史通義注》中，他也同樣強調“劉氏《文心》非所取于陸氏，章氏誤矣”，兩處所論恰可比觀參照。盡管有時在《雜記》中并未明言，其實也參考過章學誠的意見。如《文心雕龍?雜文》篇在追溯連珠?的緣起時說：“碎文瑣語，肇為連珠。”葉氏有注釋說：“《韓非?儲說》比事征偶，連珠之所肇也。”這個看法實際上就本自《文史通義?詩教上》。而葉氏在《文史通義注》中又針對章氏的這個意見施加按語說：“今韓非書無‘連珠之目，《文選》注：‘傅玄敘《連珠》曰：“興于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對于了解“連珠”體的發展嬗變也可作為參考。

《漢書藝文志問答》最初在1936年至1937年的《國專月刊》上連載，至1940年才結集成書，由正中書局出版。葉氏在這方面的學術積累對其研討《文心雕龍》同樣多有裨益。如《文心雕龍?頌贊》篇中提到：“至相如屬筆，始贊荊軻。”而《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著錄有“《荊軻論》五篇”，據班固自注：“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可見司馬相如所撰究竟是“贊”還是“論”，劉勰和班固的提法并不一致。由于原作早已散佚，也無法做出判斷。近人李詳在《文心雕龍黃注補正》中說：“詳疑彥和所見《漢書》本作‘荊軻贊，故采入《頌贊》篇。若原是‘論字，則必納入《論說》篇中。”認為劉勰所見《漢書》與今本文字不同，試圖以此來折衷調和“論”“贊”之間的差異。劉師培在《文心雕龍講錄》中則索性不予深究，認為司馬相如之作“究為論為贊，今不可考”。葉長青在《雜記》中雖然引錄李氏的意見作為參考，但并不認可，而是另作辨析：“論贊之論，與論說不同。相如曰論，班固曰贊，其實一也。果如李氏所言，則王隱曰議，劉?曰奏，將入《奏啟》《議對》之篇耶？”指出《荊軻論》之“論”當指“論贊”而言，因此“論”“贊”二者并無差別，班固和劉勰之間并無矛盾。他所舉證的“王隱曰議”云云，實際上出自劉知?《史通?論贊》篇。劉氏指出歷代史著中所附論贊的名稱并不一致，“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撰，劉?曰奏”，“其名萬殊，其義一揆”。葉氏借此來反駁李詳的說法，自然極有說服力。其后在《漢書藝文志問答》中又涉及這一問題，葉氏再次強調“論、贊同實異名”，并明確征引《史通?論贊》篇作為佐證，和《文心雕龍雜記》所述一脈相承。

綜上所述，可知葉長青在治學方面涉獵頗廣，在各個不同領域中的潛心鉆研，為其研究《文心雕龍》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借鑒。而在具體講授《文心雕龍》《詩品》《文史通義》《漢書?藝文志》等各種專書時，既可以各有偏重，又能夠彼此參證，形成前后貫通、相互交織的學術視野。這不僅是《文心雕龍雜記》卓具特色的地方，也是葉長青在治學方法上對現代學者的一個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