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立！”“坐下！”

湖北省大冶市陳貴鎮上羅學校二樓的二年級教室里，黑板左上角釘著一根鐵釬，一根白色的繩子從上垂下，數學老師朱幼芳左手拉著繩子，右手板書，用獨特的姿勢，為38個孩子授課。

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眼前的這一幕還是讓記者感到震撼。

朱幼芳3年前被查出患有脊髓小腦性共濟失調癥，但她一邊治療，一邊堅持上課。學校讓她放棄講臺，她毅然拒絕，憑借一根“拉力繩”平衡身體，堅守三尺講臺至今。

身患絕癥拉繩上課

49歲的朱幼芳，在三尺講臺上站了31個年頭。如今，她只能借助繩子的幫助來完成教學任務。2013年，一種目前醫學界尚未攻克的不治之癥??脊髓小腦性共濟失調讓她失去了站立能力。這是一種類似“漸凍癥”的疾病，一旦罹患，伴隨著患者小腦萎縮，身體各項機能將完全喪失，直至死亡。

小腦的病變，使她的右腿已經幾乎失去知覺，平衡能力漸漸衰退，她不能長時間保持站立。即使有繩子的幫助，多數時候她仍然無法站著上完一整節課。坐下??站起，站起??坐下……這樣的交替，一節課反復十多次。

即便如此，在學生練習期間，朱幼芳還是盡可能地拖著蹣跚的步伐來到每個孩子面前，看一看、問一問，了解孩子做題的情況，表現好與不好的孩子，她都會輕輕地摸摸他們的腦袋。

朱幼芳的課每天是連堂的，一般是兩三節連排。貼心的同事給她放一杯溫水在講臺上。因為害怕喝水后嗆咳不止，加上廁所在樓下百米開外，口干舌燥時她也只是抿一抿，潤潤唇。

朱幼芳每周有16節課，每晚備課，她都比其他老師多花一兩個小時。她擅長設計一些小環節，講課時多用道具代替說教。她身材瘦弱，面容憔悴、蒼白，但講課時的聲音卻透著力量。因為舌頭開始萎縮，她刻意反復練習說話，盡管語速緩慢，但音量夠大，“說慢點，正好七八歲的孩子們容易接受”。

班上38個孩子雖然小，但知道老師生病后，都表現得很乖。學生陳鑫總記得在兩節課之間搶著幫老師杯子里添水；學生吳鳳嬌每天早晨會和同學一起把朱幼芳扶上二樓的教室。

和父親一樣不認命

朱幼芳出身于教師之家，父親朱必潮在農村教了30多年書，做了20年校長。上世紀90年代，朱必潮老人也曾患上與朱幼芳相同的疾病。

父親從發病到去世的種種過往，朱幼芳至今記憶猶新??失去平衡、走路搖晃、腿腳無力，直至說話困難、臟器衰竭而離世。父親被病魔折磨了十幾年，也與病魔斗爭了十幾年。

朱幼芳忘不了，每天父親早早起床，由母親攙扶著送去學校上班，傍晚又由母親接回家，一公里多的路，兩位老人要走一個多小時。父親病情嚴重的時候，為了去鎮里開會，不得不由朱幼芳的丈夫黃鶴鳴和弟弟用自行車邊推邊扶著送去。

父親剛發病的時候，朱幼芳曾嘗試勸說父親回家休息，倔強的老人斷然否決了女兒的建議。那時的朱幼芳不理解父親，而現在，朱幼芳發現，自己不但遺傳了父親基因里的病癥，也延續了老人對三尺講臺的眷戀。

2013年，在父親去世后的第8年，朱幼芳開始無緣無故地摔跤。有一次，朱幼芳洗碗時碗掉到地上摔碎了。還有一次，她的丈夫黃鶴鳴在朱幼芳身后喚她的名字，朱幼芳想回頭，可脖子突然僵住了。她一用力，整個身子重重摔在地上。在丈夫的陪同下，朱幼芳到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檢測，結果顯示是“遺傳性脊髓小腦性共濟失調癥”。

想起父親生前的一幕幕，朱幼芳整夜哭泣，但在沉沉暗夜中，她似乎看見了父親堅毅的身影，瞬間釋然了。從醫院回來，朱幼芳又毅然站上了講臺。

“既然從父親身上繼承了疾病，那么，也要繼承父親不服輸、不認命的精神。”朱幼芳說。

她還用自己微薄的工資，幫助一個個窮孩子完成求學夢。

今年已經33歲的羅麗芳仍然清晰地記得，小時候家里連作業本都買不起，朱幼芳總是給她各種學習用品。今年在華中師范大學讀大三的黃曉然，初中時是朱幼芳的學生，后來他考上了大冶二中，因為沒錢差點輟學，朱幼芳每月給他寄100元生活費，資助了他3年。

不愿休息請求堅守講臺

黃鶴鳴是上羅學校的體育教師，朱幼芳發病后，他一直陪在朱幼芳的身邊，相濡以沫，不離不棄。

黃鶴鳴自己也要上課，但為了照顧她，經常早上4點多就起床，打掃衛生、洗衣服，然后從食堂打好飯菜帶回來。

11月，朱幼芳在講臺上站眷越來越困難，有時還摔倒在講臺上。“怎樣才能不跌倒？”冥思苦想后，黃鶴鳴將家里窗戶上的一根鋼筋鋸下來后，釘在二年級教室的黑板左上方，末端掛上一根白色塑料繩，這是他專門為妻子上課安裝的“拉力繩”。

從此，這根繩子便成了這間教室的一部分，也成了朱幼芳生命的一部分。每天上完課后，等學生走得差不多了，黃鶴鳴就把插進墻里的鋼筋和繩子取下來，因為妻子特意叮囑他，小孩子頑皮，傷著了可不好。

“我得感謝我的丈夫，我們雖然是娃娃親，但我生病后，他包攬了所有家務，每天風雨無阻送我去鎮醫院打針。我還得感謝我的同事，他們在工作上、生活上處處照顧我，上羅學校是一個充滿愛的集體。”

朱幼芳的手在漸漸喪失力量。她笑說，家里的碗已經不知被她摔碎多少個了，但她仍然堅持備課。上羅學校校長吳春海坐在朱幼芳辦公桌前，翻看她批改的作業和教案，一筆一畫依然工整，眼睛不由濕潤。

發病初期，上羅學校領導勸朱幼芳休息，她說：“我身體不好，教不了初中，就讓我教小學吧。”學校拗不過她，答應了她的請求。

最近，大冶、黃石兩級教育主管部門又一次提出請她休息，并且工資待遇不變。她說：“我還守得住三尺講臺，至少我得把這一學期教完，以后的事以后再說吧。”在場的領導無不為之動容。

正如朱幼芳所言，盡管沒有達到名師教學的高度，但從18歲選擇踏上講臺開始，她就希望這條路能走得長遠。這是她此生對教育解不開的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