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艱險奔赴新聞戰場

洪水、疫情、地震……每一次發生重大災害，災情的消息，救援的進展，群眾的需求……牽動著億萬國人的心。職責所系，身為一名記者，面對災害，不能躲避，惟有挺身向前，把災區的第一手信息傳達給讀者。那里，就是戰場。

抗洪一九九八

十九年前留下的特別記憶

鮑效農

1998年入汛以后，長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出現特大洪水。8月10日，報社領導決定派出本部首批記者前往湖北災區采訪，我作為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劉華蓉一同奔赴抗洪前線。

8月11日下午5點半，我們趕到湖北武漢至金口的武金堤白沙洲段。江面一側的水位已接近土壩頂部，渾濁的江水向下游奔騰。在壩的另一側，間隔幾十米就坐著一個人，手里舉著雨傘面對江面，看著像是在“釣魚”。而另一撥人，三五成群，手里拿著竹竿，一字排開在堤內低頭仔細巡查。他們都是當地高校的師生，在排查管涌，監測水情。8月13日，我們趕到洪湖市。天色已晚，烈士陵園江段水泥大堤上堆起一人多高的沙袋，上面有一條“人民教師抗洪搶險再立新功”的橫幅。一隊身穿救生衣、手拿電筒的教師，在第五次洪峰來臨之前夜查大堤。第二天清晨，我爬上沙包，后背不覺冒出一股涼氣。江水已經漫上沙包，水位還在攀升。“水比人高”，這意味著什么？

8月18日，來到嘉魚縣?洲灣采訪時，那里已是汪洋一片。8月1日深夜，這里遭遇了合鎮垸大堤突然潰口的滅頂之災。距潰口處不足1公里的中堡村光明小學校長童方保，在那天永遠失去了愛妻。當聽說這個漢子沒有被不幸擊倒，為了找到240名失散學生四處奔波的消息后，我決定用鏡頭記錄他的行蹤。見到童校長時，他正光著膀子，在安置點逐個登記自己的學生。他說，要在開學時給所有學生找到借讀學校。8月31日，本報一版頭條刊發一組題為《壓不彎的脊梁》的圖片，報道了童校長。正是這篇報道，讓這位災區的村小校長登上了中央電視臺教師節專題節目的舞臺；在“全國十杰”教師評選中榮獲抗洪一線優秀教師特別獎。

那時采訪主要是拍攝黑白膠片。向報社傳照片要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沖洗好底片；二是要有長途電話線路。沖洗膠片的顯影藥水溫度不能超過20度。沿江采訪住宿條件比較簡陋，晚上室溫也近30度，藥水降溫成了大問題。白天我將藥水裝在礦泉水瓶子里，放在汽車空調出風口處，盡量使藥液溫度降低。晚上一到住處，顧不上吃飯，以最快的速度沖洗好膠片。

當時的電話線路都不是很暢通，掉線是常事，而且招待所里只有總機房有長途電話。我和劉華蓉經常是半夜準備好稿件，敲開電話室值班人員的房門。我倆也會謙讓，讓對方先傳稿子。文字傳輸相對要快一些，但是照片傳輸總會中斷若干次，這讓報社里值夜班的同事辛苦等待。當聽到報社領導“你們安心采訪，我們會死等”的安慰話語時，我們多少有些釋然。

正是報社同仁的全力合作，“本報記者抗洪前線現場報道”欄目，記錄了十九年前的那段歷史。

非典二??三

選擇責任選擇堅強

翟帆

14年，倏忽而逝。

再回憶那個春天，雖然SARS這幾個字母依然銘記在心，但能記起的卻是寥寥。直到取出泛黃的合訂本，重新咀嚼那段時間中國教育報的篇篇報道，才仿佛按下了熱啟動鍵，把記憶重新喚醒。

“選擇責任，選擇堅強”，這8個字，是非典時期中國教育報面向大學生所開設的征文欄目。那個本應是花紅柳綠、生機盎然的春天，卻被突如其來的死亡陰云所籠罩。年輕的學子們經受著嚴峻的考驗，經歷了從未有過的驚恐和慌亂，但在磨難和歷練中，他們選擇了堅強和責任。

這8個字，也是教育報全體同仁的生動畫像。

在與非典抗擊的一個多月里，編輯們堅守崗位，記者們沖在一線，及時把教育部的部署傳達到校園，把“校園保衛戰”的戰況向社會呈現，穩定了師生和家長們的情緒。

當時的采訪細節，已經很難回憶起來，記憶里留存的，是采訪的艱難。

至今，在我的車里，還保留著一張非典期間教育部新聞辦發放的采訪證，憑著這個證件，才能敲開一道道封鎖的校門，見到一張張口罩后面的面孔，但那也只是在危險就要解除的非典后期。在病毒最肆虐的那些天里，我們的采訪只能在校門口進行，隔著鐵柵欄門與師生們進行短暫的交談，大多數采訪只能通過電話進行。

自己身為當時新聞部的一員，自然責無旁貸，與部門同事一起沖在最前線，承擔起新聞采寫的任務。為了寫好《時間答卷??走近非典考驗下的大學生群體》這篇特別報道，我們在辦公室挑燈夜戰，推敲標題、研討結構、打磨文字。功夫不負有心人，這篇通訊出爐后，獲得一致好評，并獲得了年度教育新聞大獎。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我們完美地交上了自己的一份時代答卷。

今日再翻看那時的報紙，一篇篇內容翔實的報道，讓自己的心中充滿了感動。由于當時情況緊急，采訪寫稿任務重，因此除了和新聞部時曉玲、儲召生、范緒鋒幾位同事每天溝通碰面，與攝影部的鮑效農、樊世剛、王鷹、張學軍共同外出采訪外，并沒有多少時間了解其他部門同事的動向。而直到報紙出版才發現，其他專周刊的同事也同我們一樣，深入校園和其他抗擊非典一線，寫出一篇篇感人和鼓勁的報道。在災難面前，在危急時刻，大家做出了同樣的選擇??堅強和責任。

汶川二??八

震區再憶

余冠仕

9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想起采訪汶川特大地震的經歷，腦海中一下子浮現出那個晚上我們倒立起一個礦泉水瓶的情形。

應該是2008年5月19日吧。我和樊世剛、李益眾兩位同事組成小分隊，作為教育報首批趕赴災區采訪的記者，在重災區奔波一個星期后回到成都。當天電視臺滾動播放說，可能有較大級別的余震。很多人都跑到戶外空場地上。怎么辦？我們一起商量，反正晚上也找不到地方去，還要寫稿子，就暫且在賓館里待著吧。但為了保險起見，我們將一只礦泉水瓶裝上半瓶水，倒立在桌子邊緣，這樣如果有余震，瓶子掉到地上，會吵醒我們，我們還能沖出去。

當晚，我們就待在一個房間里，各自和衣睡下。或許是之前一周來回奔波太勞累，趕完稿子后，大家很快睡著了。結果早上起來一看，發現礦泉水瓶已掉到地上，而我們睡得太深，根本沒有發覺。

這礦泉水瓶反映出在震區采訪的危險常態。這種危險，有時是堰塞湖將可能決堤的傳聞、有時是所坐汽車途經路中從山上滾落的巨石、有時是在教育局辦公樓趕著發稿碰上的余震……

人總是這樣奇怪。對于這樣一起大災害，再回憶時，反而最容易忽略掉那些最慘烈的場面，而記起來的，或者說愿意去和外界交流的，卻是些特別小的細節、小的事情。或許是這種記憶帶有選擇性吧。我們總是在把殘酷的東西塵封起來，把溫暖的東西放在心間。采訪回來，我還寫過一篇稿件，叫作《震區記憶：劫難中的力量》，里面就記錄了很多感動，有局長的家書，有陽臺上的盆花，有蕩秋千的小女孩。

令我們難以忘懷的，還有一位位帶給我們無限溫暖、無數力量的人民教師。當年8月，我參加報刊社領導劉堂江帶領的小分隊再次前往震區，撰寫報告文學《熱血師魂》，正是這些平凡而偉大的老師們，在豐盈和升華著那些震區記憶。

此后的幾年中，我每年都至少去一趟四川。曾經滿目瘡痍的災區，一年一個新的樣子：新的學校蓋起來了，新的村落建起來了，新的道路連起來了……變化之大，遠超想象。這時，我總是會非常驚訝于人類頑強與不屈的程度，不管困難有多大、災難有多深，我們總是能跨越過去，迎接新的時光。

是的。每個人的生命固然有長有短，但在大自然面前，任何個體的生命，都是一樣的短暫，短暫得連流星劃過天空的時間都算不上。在有限的時間中，我們每個人應該做些什么？經歷過大地震的每一個人，包括每一個學生、老師，都會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答案。但我相信，有一點是相通的，就是愛這個世界，愛每個生命，并且盡可能地向世界傳遞著美好。

9年過去，震后出生的孩子們，大的都上小學三四年級了。在他們的記憶中，地震只是一段記載在書本中的歷史。時光遠去，精神不滅。大地震中一個個具體的拼搏的例證，抽象而成寶貴的精神，將穿越時空，在這片大地上，在孩子們的心中傳承。

玉樹二?一?

在地震災區住帳篷的日子里

蔡繼樂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樹，強震來襲。剎那間，美麗的高原藏區，滿目瘡痍，一片廢墟。

當時，我正出差在外。當天晚上，我中斷采訪回京。第二天中午，我就和同事樊世剛到達西寧。在青海省教育廳的幫助下，我們搭乘已被青海省抗震救災指揮部征用的專機飛赴玉樹高原。

到了災區后，我們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放眼望去，到處都是廢墟，一些空曠地帶搭起了一排排的帳篷。青海省教育廳抗震救災指揮部，就設在一所中學的操場上。得知我們是來采訪的記者，指揮部的領導專門為我們騰出一間帳篷。

在玉樹地震災區住帳篷采訪的那些日子里，我們克服了許多以前從未經歷過的困難。

玉樹藏區，平均海拔4000米。強烈的高原反應成為考驗我們的第一道難關。白天，我們到學校、到牧民家里采訪，走起路來，經常是步履沉重，即使是走緩坡，也會氣喘吁吁。剛開始幾天，看見攝影記者樊世剛背著沉重的攝影器材，滿臉通紅地到

處奔波，心里真為他捏了一把汗。

4月中下旬的玉樹高原，晝夜溫差極大。白天溫度高，中午最熱時能到20多度，而到了夜間，溫度能降到零下10度。晚上睡覺前，倒一杯開水放在床邊的桌子上，半夜醒來想喝口水，可拿起杯子才發現，里面的水全成冰坨了。由于條件有限，我們與指揮部的同志一樣，每日三餐都是油饃饃就菜湯。吃到后來，真的是一看見油饃就沒了胃口。

這些生活上的困難，我們都能克服。但是，每天白天采訪結束后，寫稿和發稿難，才是困擾我們最大的難題。由于地震破壞了電網，災區大面積停電，指揮部只有一臺柴油發電機發電，為了節省油料，每天晚上只供電3個小時。每天白天采訪結束后，我們要趕緊回到駐地，第一時間進到那間專門用于工作的大帳篷內搶占位子，抓緊時間寫稿發稿。有一次，我們采訪回來晚了，找不到空位，還是教育廳一個小伙子看我們著急，硬擠出一個工位給我們。

盡管很艱難，我和樊世剛還是克服困難，每天堅持發稿。我們在玉樹前后共堅守了8天，先后發稿20多篇、2萬多字，還發了大量的圖片。

飛赴玉樹前，同事們叮囑：“高原缺氧，要帶一些抗高原反應的藥物。”到了高原后，每次發稿與后方領導同事通話時，也必能聽到一句：“有沒有高原反應？要多注意休息。”不少同事還發短信鼓勵并問候我們。這一切都讓我們非常感動。

然而，在災區的采訪中，教育系統干部師生的感人故事一次又一次洗滌著我們的心靈。我們從內心里感到愧疚??同災區教育系統的干部師生們相比，我們那點高原反應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