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試教育，顧名思義，是一種“為考試而進行的教育”，考什么教什么，不考不教，評價上唯分數、唯升學率；與考試無關、難以考核的人格養成、個性發展、社會關懷、乃至音體美等內容被架空虛置，從而背離了教育樹人育人的內涵。改革應試教育，是基礎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任務。

應試教育在改變嗎？

我國從2001年《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頒布開始，就一直在倡導素質教育，至今已有十幾年了。如何評價當前基礎教育的變化，是在改善之中還是繼續惡化？我認為不能說完全沒有改變，變化是有的。由于強調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取消奧數競爭，改革了小升初的考試，小學的教育生態有所改善，擇校、奧數、學科競賽等正在隱蔽化。但是中小學教育的基本現實，仍然是應試教育的一統天下。

應試教育不僅強度越來越大，難度也越來越高，對熟練程度、解題速度的要求是“一看就會，一做就對”，“刷題”已經成為學習、復習的代名詞，高三花整整一年，初三花半年以上的時間，進行記憶力、解題技巧和速度的應試訓練。事實上，所有大學導師、高中教師都很難通過高考，即便通過高考的大一、大二學生，再次考試時也很難勝出。評價的扭曲使得“北清率”（北大、清華錄取率）已經成為一種正式評價，而在十年前這一說法剛出現時，大家只是作為一個笑談。應試教育“做大做強”的趨勢，突出表現為“超級中學”的崛起，曾經顯赫一時的“縣一中”現象已經消失，一些學校的極端模式正在走向全國。

應試教育的另一新形態，是借助互聯網的數字化生存??以教育創新的名義。“互聯網+”教育的最顯著表現是資本強勢進入教育市場，教育培訓成為資本逐利的火爆戰場，將更多的教育資源不足地區的兒童裹挾進來，使用電子白板、大數據使應試訓練更為精細化、精確化，營造全天候的學習環境使應試訓練變得更為便捷和有趣。問題是，它并未脫離某種窠臼：將教育窄化為教學，將教學窄化為應試訓練，其實際的關注還是分數和知識點，顯示的是在關鍵教育制度（考試評價制度、重點學校制度）和教育環境、教育文化并未發生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單純的課程改革和教育技術對基礎教育的整體改善作用是有限的。

應試教育為什么有效

一些“超級中學”對自己的教學成績很自豪，向批評它們的學校和同行叫板：不服來比一比，誰的學習成績更好，升學率更高？然而，教育真正需要比較的不是考試分數，而是學生走上社會的適應性、創造力和生活幸福感。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喻，雜技團經過嚴格訓練的猴子、小狗能夠走鋼絲、鉆火圈，有多少人愿意選擇這種成功？

對“中國式教學”，包括“超級中學”在應試上的顯著成效，我們需要認真辨析。以考試為中心、以知識灌輸為主的應試教育，在教學模式上實行的是一種“直接性教學”。其指導理論主要不是來自兒童發展理論，而是建立在斯金納的操作條件反射的理論基礎上，依據行為研究和如何達成有效訓練的研究，控制學習者可以被測量和觀察的行為，把教學內容分解為細小并分離的部分（知識點），進行反復強化訓練。它的重要概念是塑造、模仿、練習、回饋和強化。

與之相反的是具有建構性的生成性教學，是師生依據已有經驗與現場互動的新信息逐漸生成、共同建構的教學過程，具有一定的現場性和隨機性。國外教學實驗結果顯示，直接性教學對達成目標的實效明顯高于其他類型，但并未被追捧，而是被有限地使用在語言教學等領域。相反，通過討論、閱讀、交流獲得經驗的學習過程，這種平淡無奇的“低效課堂”才是主流。這是因為兩者的教學目標完全不同。后者關注的不是“短平快”的教學效果，不是知識點和“提分”，而是學會學習和合作、閱讀習慣的養成、知識系統的構建、反思和批判的能力等。這就是為什么不少中國“學霸”在更重視研究能力的研究生階段和職場中便相形見絀。

應試教育不僅是一種以重復訓練為主的教學模式，還因有統一教材、標準答案和唯分數的評價制度，形成一種大一統、強控制、高競爭的制度。在全國統一的高考、省級統一的學業水平考試之外，還有區縣一級的統考統測。學校內部則有日測、周考、月考的制度，每個學生都知道自己在全市、全區、全年級的排名，升學率和分數標準與學校評價、教師評價和工資直接掛鉤。這種強控制、高競爭、高評價的制度模式，通過升學率對學校、教師、學生實行捆綁，讓師生在這種高壓下超負荷地高速運轉，完全沒有來自家長、教師、學術和任何方面的制約和制衡的力量。

今天的問題是，在已經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實行全民教育、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背景下，應試教育為什么仍然強勁，難以改變？多年來，對應試教育愈演愈烈的原因解釋，主要是高考指揮棒、文化傳統、獨生子女政策、就業競爭等。后者其實主要是一種社會背景，并不會直接傳遞到義務教育。對于高考指揮棒的作用似乎也夸大了，這是因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高考瓶頸比現在狹窄得多，小學教育大致還是正常的。可見，影響小學的主要是小升初，影響初中的主要是中考。在教育供求關系極大改善的背景下，基礎教育環境繼續惡化，教育界將責任主要推向了家長，認為是家長望子成龍、出人頭地的功利主義，導致學校減負、家長加負。然而，這可能只是結果而非原因。事實上，絕大多數的城市家長，對以考試和分數壓迫孩子尤其是小學生的教育深惡痛絕，但投訴無門、反抗乏力，有一點能力的就會選擇出國。可見，家長的理性是大致健全的，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

如同中國社會的各類問題，理解這一病態的關鍵是政府行為。在教育領域，一些地方政府對“教育GDP”（升學率、北清率）的攀比和競爭，是應試教育最主要、最根本的推動力。“北清率”“寧要鮮桃一口，不要爛桃一筐”，基礎教育亂象叢生，這就容易導致超級中學“異軍突起”“大行其道”。

重建教育的人文主義價值

實質性的教育改革牽涉政府、學校、學生、家長、社會和市場等各個方面，不是學校和教師可以單獨完成的，也不是政府發文開會可以解決的。它需要地方政府改變應試評價，規范學校行為；需要通過辦學體制改革，形成新的變革機制，給學校松綁，恢復學校活力。這一變革的前提是教育理念、教育價值的更新。制度和文化是一種一體兩面、相互依存的存在，應試教育體制本質上是傳統教育文化、功利主義、技術主義的產物。今天談改變應試教育，促進素質教育，不能不重視觀念的革命。呼喚人文主義的價值，這是當前一個世界性的潮流。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了《教育2030行動綱領》和最新的研究報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作為一個劃時代的報告，它強烈而鮮明地提出了人文主義的命題，認為面對世界新的挑戰，要重新定義知識、學習和教育，“教育應該以人文主義為基礎，以尊重生命和人類尊嚴、權利平等、社會正義、文化多樣性、國際團結和為可持續的未來承擔共同責任”。而且，它還指出在教育中重申人文主義的方法，可以打破傳統發展模式下人類發展的極限，為人類可持續發展提供開啟未來的鑰匙。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社會發展，受人力資本理論、教育規劃理論的支配，教育的發展目標逐漸異化，發展本身變成了目的，人則成為發展的工具，這被認為是造成全球性問題頻發的根源。

因此，要向工具理性的教育價值提出挑戰，“在教育和學習方面，要超越狹隘的功利主義和經濟主義，將人類生存的多個方面融合起來，采取開放的、靈活的、全方位的學習方法，為所有人提供發揮自身潛能的機會，以實現可持續的未來，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美國教育政策的宏觀轉變，是教育文化轉向的最新佐證。12月，奧巴馬總統簽署的《每一個學生成功法案》，是對2002年小布什總統簽署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的重大改變，從嚴格強調學業成就、績效評價重新回到低控制、低競爭的模式。實施《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的負面影響，是我們所熟悉的：在年度測評、達標評價的懲罰壓力下，學校越來越重視統考科目的教學；社會學習、美術、音樂、職教、體育和外語等不考的科目被削弱甚至被放棄；不少中小學延長學校上課時間，并且在放學后補課，縮減學生休息時間，甚至取消高年級學生午餐后的15分鐘休息時間。可見應試評價的效果，在美國和中國是一樣的。

教育目標的沖突也發生在美國校園。歲末，新澤西州格羅夫爾中學舉行董事會，討論是否要降低四、五年級的數學教學標準。這是因為來自亞洲的學霸讓美國學生不堪壓力，甚至患上心理疾病，美國家長主張“找回童年”，支持旨在培養“完整孩子”的教育。盡管亞裔和中國家長強烈反對，認為減壓是一種反智，但校董會最終投票支持簡化教學大綱。改革評價的行為也出現了。哈佛大學教育學院提出了改革入學評價的動議：不再讓ACT/SAT分數或拿幾門AP課程成為高中生的生活重心，要讓他們更多地關注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幫助別人。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弗吉尼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決定加入這一改革，降低標準化考試比重，提高課外活動比重，在申請文書中加入“Caring”的內容。

當代教育變革的另一重大背景，是世界范圍內的教育創新。無論從事大規模在線教育的MOOCS、可汗學院、新型大學MINERVA、實現個性化教學的微型學校Altschool，以及越來越多的Homeschooling（在家上學），都是以促進個性發展、個性化學習、創造力、核心能力素養等為主要追求，創建知識經濟和互聯網時代的教育。它指向了對19世紀“教育工廠”模式的顛覆，而不是用21世紀的技術去強化19世紀的教學。這顯示出美國教育創新不是完全由技術主義驅動的，而是具有深刻的人文主義基礎。

現實生活中，已經有一些教育探索正在打破“教材中心”和“課堂中心”，通過跨學科的主題學習和實踐教學貫通教學與教育，從課改走向了教改。在個性化、定制式服務的“高技術、高成本”的改革之外，以閱讀推廣、合作學習、改善師生關系、社區參與等為特點的“低技術、低成本”的教育改革也大有用武之地。眾多的“在家上學”、小微學校、華德福學校等，正實踐著全人教育、自由教育的理念。這些自下而上的教育創新，昭示著中國教育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