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湖北武漢出臺的《受黨紀政紀處分或組織處理黨員干部管理辦法(試行)》頗受關注。《辦法》規定，受黨紀政紀處分或組織處理領導干部影響期滿后，對德才表現和工作實績突出，因工作需要且經考察符合任職條件的，可提拔任職。《辦法》的出臺，對受過一定處分后已改過自新，且有志于再干一番事業的領導干部來說，提供了新的機遇和平臺。

受處分或處理干部“復出”，并不新鮮。新聞報道中常有某被免職干部再獲起用甚至重用的情況，而此人“有關系”“有靠山”的傳聞也時常聽聞。其實，較之于干部復出的結果，公眾更關心其復出的原因和過程。武漢此次出臺《辦法》，聚焦公眾關注熱點，回應社會期待，以具體條款明確和規范受處分或處理干部再度復出的條件和程序，掀起了干部復出的“神秘面紗”，“讓陽光照射進來”，使干部復出有章可循、清晰透明起來。

古人云：“不貴于無過，而貴于能改過。”允許“犯錯”干部復出，是以其認錯悔錯并改過自新為前提的。說到底，不是將“犯錯”干部“一棍子打死”，而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當然，這里所說的“犯錯”，并非指犯下不可饒恕的大錯，而是程度較輕、影響不大、可以改正的一般性錯誤。那些犯下大錯，屬于“四種形態”中最后一種的，自然不在此列。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干部犯了錯，無論是受到黨紀政紀處分，還是被組織處理，這都是其為犯下錯誤付出的必要代價，但同時也應給其徹底躬身自省、改正錯誤的機會。至于復出，是基于犯錯干部在被免職期間的積極表現及工作需要之上的，體現的是組織的信任和愛護。正所謂，“知恥而后勇”，對于組織釋放的善意，復出的干部當常懷感激之心，在為民服務中迸發干事創業激情;同時，常思己過，時刻把黨紀國法牢記心頭。

正像花草需要修枝剪葉一樣，干部出了問題也要接受處分教育，這體現黨紀嚴明，傳遞出紀嚴于法的明確信號。正因如此，對于因犯錯被免職的干部，組織絕不能“護犢”，讓其暫避“風頭”后，“換個馬甲”再出來。相反，被免職干部若要復出，得講規矩，須經過嚴格的程序和科學的評估。一方面，明確犯了哪些錯誤的干部有復出可能性;另一方面，對干部能夠復出的要求和條件作出明確界定，并在干部重新任職前，充分參考和傾聽群眾的意見。武漢出臺的《辦法》規定，“對于干部群眾意見較大或者爭議較大的，暫緩任職。重新任職決定做出后，組織人事部門應向社會公開被問責黨政領導干部重新任職的情況。”這樣的限定是十分必要的。有了這樣的規定，相信對提升群眾參與度，保障公眾知情權，都具有積極意義。

當前，隨著全面從嚴治黨之弦越繃越緊，監督執紀“四種形態”落地生根，對一些干部來說，之前“不值一提”的“小問題”，如今可能因此“烏紗”不保。而允許干部有條件復出，則為那些改過自新、知恥后勇的干部提供了繼續干事創業的可能性。《論語》有云：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干部犯了錯，如能誠心更改，也是“善莫大焉”。從這個意義上說，隨著《辦法》及其類似舉措付諸施行并不斷完善，“犯錯”干部經過嚴格把關后重又復出，對激勵干部隊伍在干事創業中擔當有為，不啻一劑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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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更進一步明確了“治病”的意義??讓愿意改正、積極上進、勇于擔當的黨員干部重新走回正路。

此次，《辦法》明確了受處分或組織處理黨員干部所在單位及黨組織負有處分或處理后的職務、職級、待遇調整等工作職責，按受黨紀處分、政紀處分、組織處理，分別明確了影響期、職務職級、工資調整，影響期內工作安排。

《辦法》規定了，引咎辭職或受責令辭職、免職處理的領導干部，一年后符合條件的，可以重新任職。重新任職時，需要履行相應程序，包括重點了解干部的現實表現和工作業績等，聽取干部群眾意見;視情況在部分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群眾代表中進行民意調查，聽取意見。對于干部群眾意見較大或者爭議較大的，暫緩任職。重新任職決定做出后，組織人事部門應向社會公開被問責黨政領導干部重新任職的情況。

《辦法》還規定，受黨紀政紀處分或組織處理領導干部影響期或處分期滿后，對德才表現和工作實績突出，因工作需要且經考察符合任職條件的，可以提拔任職。

《辦法》也明確了受處分后不能正確認識錯誤人員的處理辦法：對受處分后不認真對待，仍有不良表現的，嚴肅批評教育;經教育拒不認識錯誤、拒不改正錯誤，且在影響期或處分期內又違紀的，從重給予黨紀政紀處分或組織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