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不僅是文學經典，而且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為市井細民寫心”，具有較高的歷史文化價值。《水滸傳》中女性人物服飾蘊含著社會的整體習慣、思想及其狀況特征。通過對《水滸傳》中男權社會下女性人物服飾名物詞的描寫，可以看出作者的女性觀和社會文化對世代累積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影響。

關鍵詞： 《水滸傳》 女性服飾 社會文化

引言

《水滸傳》[1]一般被當作英雄傳奇，為我們展示了封建男權視角下男人的世界，一個江湖世界，一個強人世界，女性在小說中處于從屬和附庸的地位，她們的形象會相應弱化。但相比較同時期的幾部作品，《水滸傳》中的女性描寫已有了相當大的進步，但作者在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過程中，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女性形象的塑造不免被異化和蒼白化。

郭沫若曾說：“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郭沫若1956年為北京服裝展題詞）這把服飾和文化的關系說得十分透徹。服飾是一個民族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標尺，是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標志，是民族歷史意識和民族時代意識的體現[2]371。因此，服飾問題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和時代特征。

《水滸傳》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梁山的三位女英雄；第二類是讓人印象深刻的四個淫婦；第三類是一個貞節娘子??林娘子。作者對他們的出場做了細致的描寫，其中對服飾的描寫更精細。通過研究《水滸傳》中女性人物的服飾名物詞，我們可以從中窺探出作者的女性觀和當時社會文化心理對世代累積作品產生的影響，反映了市民階層對女性的道德認識和倫理批判。

一、《水滸傳》中的女性服飾名物

《水滸傳》中女性服飾的描寫主要是在女性人物出場之時。本文將女性服飾分為頭飾、體衣和足飾，并進行梳理和介紹。

（一）頭飾

《水滸傳》中描寫的頭飾包括冠、髻、步搖、簪花、釵等，本文主要對冠和髻進行論述。

“冠，?也。所以?發，弁冕之總名也。”（《說文》）剛開始人們戴發冠只是為了生活方便，同時也有一定的美觀裝飾作用。但從商代開始衣冠制度大致被確定下來，成為一個區分人的官職、身份和地位的一種等級象征。《后漢書?輿服志》記載的冠飾名目就有近二十種。一般男性戴冠者較多，女性也可佩戴。《宋史?輿服志》又將冠冕服飾細分為天子之服（皇太子附）、后妃之服（命婦附）、諸臣服、士庶人服等。如第二十九回蔣門神的妾的出場詞中寫道“冠兒小，明鋪魚?”；在宋江夢授玄女法時，兩個仙女頭戴“芙蓉碧玉冠”，九天玄女則戴“九龍飛鳳冠”。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古代女性冠飾仍然受到一定的社會地位的制約與影響。蔣門神之妾是一名“西瓦子里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地位低下，所以只能是小冠。“兩位仙女”戴“芙蓉碧玉冠”，后唐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中《冠子朵子扇子》載：“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嬪，當暑戴芙蓉冠子，以碧羅為之，插五色通草蘇朵子。”[3]101九天玄女之冠用“龍”、“鳳”作為裝飾，其地位確實至高無上。

中國古代婦女除出家為尼外，一律蓄發梳髻，視發髻為珍寶，因為頭發被注入了道德、法律和社會的多種元素，不再簡單地只是個人之事，而要受到方方面面的制?。婦女們注重面妝和發型，會梳出多種形態各異的發髻。宋代婦女多將頭發盤上頭頂挽髻，如一朵彩云，稱作“云髻”，就有了“髻挽巫山一段云”之說。還可以在兩邊的鬢發上插戴珠釵和香花，即“金銀珠翠插滿頭”。比如金翠蓮“金釵斜插，掩映烏云”，閻婆惜“髻橫一片烏云”，孫二娘“頭上黃烘烘的插著一頭釵環，鬢邊插著些野花”，這不僅反映了髻成為一種固定的妝容流傳下來，而且反映了當時在髻上插戴的風尚，增加了生機勃勃、生動活潑的生命氣息。不僅女子可以插花于髻，男子也可以插花于冠，這就叫作“簪花”。唐代就有男子簪花的現象，到了宋代日益普遍。周?的《簪花仕女圖》就是對這種現象的一種描繪。髻是古代女性的特色裝飾，是封建禮教對女性的一種制約。

（二）體衣

《水滸傳》中的女性服飾主要有裙、衫、襖、裹肚，還有背子。

裙的異體字作“?”，意為披肩和下裳。古代裙子多由較窄的布帛拼接而成，因此也可寫作“裙”。東漢劉熙《釋名?釋衣服》云：“裙，群也，連接群幅也。”該詞產生早期，為男女通用之服。東漢許慎《說文》：“裙，下裳也。”“裙”自東漢以后就漸漸成了女性專用的下衣。

《水滸傳》中女性服飾名物的描寫，“裙”較常見，且顏色變化多樣。如金翠蓮在出場時“系六幅紅羅裙子”，后跟隨趙員外改穿“綠羅裙”；劉高之妻為母親被王英劫獲時“身穿素縞，腰系素裙。除顏色外，《水滸傳》中還描寫了服飾的其他特質，如孫二娘的紅色“生絹裙”是描述質地，九天玄女的“山河日月裙”則強調花紋。我們從中可以看出社會地位的不同，對女性服飾顏色、質地、樣式的影響。

宋代出現了恬淡優雅的背子，也可寫作“褙子”，以直領對襟為主，腋下開胯，腰間用勒帛系束，下長過膝，是宋代婦女通用的服飾，是宋代的特色服飾[4]70-71。人們在程朱理學的潛移默化下，追求質樸和簡約，男子的褙子常襯于內，很少外穿。女子的褙子則外穿，成為典型的常服款式。如《水滸傳》第八回陸虞候“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皂紗背子，下面皂靴凈襪”，符合理學的思想，日常穿著要“惟務潔凈，尤不可異眾”（宋袁采《世范》）。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三《背子中禪》：“今人服公裳，必衷以背子。背子者，狀如單襦袷襖，特其裾加長。直垂至足焉耳。其實古之中禪也。禪之字或為單，皆音單也。古之法服、朝服，其內必有中單。中單之制正如今人背子而兩腋有交帶橫束其上。”[5]92

（三）足飾

宋代纏足之風興起，尤其對于上層社會的女性，腳部形態漸漸畸形化。此時的女鞋小而尖，用紅幫做鞋面，把鞋尖做成鳳頭狀，稱為“鳳頭鞋”或“弓鞋”。又因為鞋太小，大約有三寸，所以又有“三寸金蓮”的美稱。《水滸傳》中對“鞋”的描寫為：金翠蓮“軟襪襯弓鞋”，閻婆惜“金蓮窄窄，湘裙微露不勝情”，九天玄女的青衣女童“鳳頭鞋蓮瓣輕盈”，以及一丈青“鳳頭鞋寶鐙斜踏”，而且這些可以為宋代纏足做佐證。這是因為當時宋代封建士大夫們審美觀的畸形發展使女性主動追求纏足的結果，促使人們對于鞋子更精雕細琢。封建社會崇拜畸形小腳的風尚在一代代女性的痛苦掙扎中綿延不絕。發髻頭飾與三寸金蓮交漸漸成為一種取悅男性的方式。

二、《水滸傳》中的女性服飾名物所反映的文化心理

《水滸傳》中作者對于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僅蘊含了當時市民階層的道德指向、審美習性等傳統文化心理，而且蘊含了作者的女性觀念。

《水滸傳》小說形成的時期，是宋明理學的昌盛期。理學家們大力鼓吹“存天理，滅人欲”，并利用政治手段使這一觀念深深地滲透入人們的思想之中，成為人們的一種行為準則，成為一種時代的文化主導心理。人們習慣把“天理”與“人欲”對立起來，把“人欲”和“性”，甚至“女性”等同起來。因為宗法社會注重血緣親情和理智，“理智是父系文化對男性價值的核心要求，也一直是優秀男子引以為榮的東西。可是理智在與人的各種欲望較量的時候，常常失手；尤其難以招架色欲的沖擊。‘蘇武牧羊、‘關羽奔兄，以及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故事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英雄如何憑借頑強得驚人的理性與強權，與危難抗爭。但在與女色的沖突中，英雄們卻普遍缺乏上佳表現，以至總有‘英雄難過美人關的浩嘆”[6]45-49。《水滸傳》中作者用“天理”和“人欲”把女性人物架立到男性人物的對立面，主張用封建倫理綱常來節制情感，對男女之欲極端防范。他認為女性是沒有人格地位的，是一種可有可無的生物。其中描寫的幾位大人物，如晁蓋、宋江等人都是終身不娶，只愛使槍弄棒，即使有妻子，也不會過多地描寫他們的感情生活。

中國傳統社會是父權統治的社會，女性總是低人一等。因此，孔子可以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論語?陽貨》）。這種價值觀經過宋明理學家的提倡又達到了一個頂峰。妻對于夫是絕對的服從與忠誠。中國古代女子地位本就卑微，但理學將這種約束和壓制愈演愈烈，將傳統的“男女有別”“男尊女卑”的觀念加以闡述，把“婦德”與“家之興隆，國之廢興”結合起來，把對女性的道德約束賦予了一種神圣的色彩[7]47-49。女性長期受殘酷封建禮教的影響，已喪失獨立的人格。纏足和盤髻只是?了滿足統治者和封建士大夫的喜好，按照男性的審美標準改變自己，迎合男性的一種畸形變態的審美觀。正是在這種觀念的引導下，人們不斷追求足飾的精美，促使人們對三寸金蓮的鞋子精雕細琢，細致刻畫。

此外，程朱理學進一步深化了婦女的貞潔與守節觀念，但是作為男性卻不用受這約束。總之，女性永遠服從并聽命于男性，不得反抗，也不能反抗。《水滸傳》中作者對林沖的娘子不屈服于淫威，以死明志的做法表達了贊揚，對“紅杏出墻”“不守婦道”的潘金蓮、潘巧云等人表達了深深的厭惡。

結語

我們可以透過《水滸傳》中女性人物的服飾名物詞及其形態描寫，看出古代女性在男權社會中的低下地位，體現了作者落后的女性觀，以及男權社會中“男尊女卑”“存天理，滅人欲”等封建倫理思想對于封建女性的束縛。女性在這種思想的長期影響下，表現出順從、迎合及無能為力、無力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