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說,新一屆政府在總結發揚以往需求側調控經驗的基礎上，更為大膽、更為精準地在供給側做文章。比如說，通過簡政放權，把原來政府掌握的權力放給市場、放給企業，讓市場活起來，讓企業愿意去生產(增加供應)。這種宏觀調控著力激活微觀活力，在減稅、金融改革等方面，努力幫助企業降低成本，這有利于提高企業發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給。這種供、求兩側相結合的調控方式，是符合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正確選擇。

信號一：在供給側上做文章意在推動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投資、消費、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從經濟學角度看屬于“需求側”的三大需求，與之對應的是“供給側”，也就是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

“大家熟悉的通過擴大投資、鼓勵消費等方式擴大需求，從而拉動經濟增長，這在經濟學上屬于需求側管理。而供給側管理重在通過鼓勵企業創新、促進淘汰落后、降低稅費負擔等方式，推動經濟發展。”北京大學國民經濟核算研究中心研究員蔡志洲說。

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而言，既要有眼前經濟的穩定增長，又要考慮到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宏觀政策在需求側還是在供給側上做文章，不是非此即彼，只是有所側重。

“以前常講的‘三駕馬車’，是從經濟運行的結果出發的，便于宏觀調控進行短期的逆周期調節。這次強調供給側是從經濟運行的源頭入手，從產業、企業角度觀察認識問題，更加突出長遠的轉型升級。”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王軍分析。

結合中國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的實踐可以看出，供給側管理其實以前也在做，比如淘汰落后產能、減輕企業稅負等，只是現在這方面工作的緊迫性重要性大大提升。

未來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工作也還要做，投資方面還有社會領域、公共服務領域等的投資不足，消費方面還有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有待進一步擴大，出口方面還有服務貿易出口仍有很大潛力，擴大內需也大有潛力。

“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的提法既抓住了當前問題的重點，又是全面均衡的。可以預期未來經濟工作的側重點、發力點有所變化，將更加注重長遠可持續發展。”王軍認為。

信號二：“靶心”對準新常態下經濟新的突出矛盾

無論是注重擴大需求的凱恩斯主義，還是強調供給側管理的供給學派，對中國宏觀調控和經濟決策的實踐而言，都不是純粹的經濟學學理問題，而是要結合中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

“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面臨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表象上是速度問題，根子上看是結構問題。抓住供給側做文章，是中國經濟進入發展新階段的必然選擇。”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飛速發展，中國不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進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然而，新的問題隨之而來，在長期形成的粗放式發展慣性作用下，一些重化工行業和一般制造業形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不僅加大了經濟下行壓力，而且成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的重負。此外，在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公共服務、社會公平等領域，也存在著很多短板。

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史證明，在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時候，恰恰是產業結構變化最劇烈的時候。中國經濟如今面臨的最突出矛盾不是總量矛盾，而是結構問題，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恰逢其時，未來可以大有作為。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

“中央決策堅持問題導向，從生產供給端入手，創造新供給，滿足新需求，打造經濟發展的新動力。”遲福林分析，中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國家后，需求增長總體比較平穩但出現了新升級，產業結構要跟上來，現代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要加快發展，而產能嚴重過剩行業要加快出清，這樣才能形成新的核心競爭力。

信號三：更多力促經濟轉型升級的改革舉措將發力

在供給學派理論中，研究的多是“供給側管理”。然而，這次強調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寬泛意義上的“管理”被“結構性改革”取代，指向非常鮮明。

“這次強調的是在供給側用結構性改革做大文章。”遲福林指出，中國經濟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相當突出，問題方方面面，但核心是體制機制問題，要著力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矛盾。

遲福林舉例說，中國服務業發展之所以相對滯后，根本原因在于，長期以來稅收、土地、資源價格等相關機制都是注重鼓勵工業發展的，服務業發展的成本較高，而且金融、養老、醫療、教育等服務業發展還面臨市場準入方面的障礙，存在玻璃門、彈簧門。下一步要通過放開市場準入、減輕稅負等結構性改革措施，鼓勵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大發展。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要加大力度推動重點領域改革落地，加快推進對經濟增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國有企業、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等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很重。”蔡志洲說，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搞活微觀，增強企業競爭力;減輕企業稅費負擔，讓企業輕裝上陣;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增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撐能力;進一步簡政放權，助力創業創新。

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關鍵階段，需要我們持續努力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好，同時繼續適度擴大總需求，使得中國經濟在優化結構中實現轉型升級、良性循環，增強發展的可持續性，推動中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漲姿勢：什么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學派是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一個經濟學流派，強調經濟的供給方面，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于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在供給學派基礎上發展出新供給主義，主張通過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才能提升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如果將需求管理比喻為“西醫”，新供給所強調的供給管理更像是“中醫”。“西醫”可以救急，但副作用大。中醫療法如文火慢煮，綜合施治，需要把握火候，引出的味道也更濃。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中長期視野的宏觀調控。未來我國推進新一輪經濟改革，應從國際主流的需求管理“西醫”方式，更自覺、更積極轉向供給方面的改革創新，防止對“西醫”過度依賴，采用“中醫為主、西醫配合”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相結合的綜合療法。

面對經濟持續下滑，我國沒有再出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而是簡政放權，連續下放行政審批權，探索設立自由貿易區，激發市場內在活力，都能看到新供給理論的影子。

已故經濟學大師科斯說，經濟學的未來在中國。中國學者提出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或許已在正確方向上邁出了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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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政策要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協同發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宏觀政策提出的具體要求，釋放出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的重要信號。

當前，世界經濟和貿易低迷、國際市場動蕩對我國影響加深，與國內深層次矛盾凸顯形成疊加，實體經濟困難加大，宏觀調控面臨的兩難問題增多。以來，在*、國務院堅強領導下，通過加強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以結構性改革促進結構調整，實施穩定市場的有效措施，新的動能加速孕育形成，就業擴大、收入增長和環境改善給群眾帶來不少實惠。在此過程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功不可沒。

產業政策要準，準確定位結構性改革方向

近年來，中國整體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經濟發展正加快向第三產業主導的形態轉變。然而，在產業結構表現出顯著改善的同時，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第三產業的提升潛力仍然十分大。與歐美等發達國家70%以上的第三產業比重相比，中國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仍然較低，還不到50%。另一方面，中國工業體系中傳統工業較多，新興產業的增長難以彌補傳統工業的萎靡，內部結構矛盾十分明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為中國未來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指明了方向。

第三產業內部結構明顯改善，整體水平提升明顯，服務領域不斷拓展，逐漸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金融業與房地產業成為拉動第三產業發展的主要力量;傳統服務業占第三產業比例下降，金融保險、計算機服務、物流配送等現代服務業發展迅速;社會化養老、休閑旅游、社區服務等新型服務業越來越受到關注。

微觀政策要活，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潛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微觀政策要活”。如何做到靈活的微觀政策?就是要通過完善市場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和消費者潛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觀經濟，充分釋放生產消費活力和內部增長潛能，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微觀經濟是經濟形勢的“晴雨表”、發展的“推進器”，放活微觀政策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積蓄發展新動能的現實需求。做活微觀、提質增效對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至關重要。

微觀市場主體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不竭源泉。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市場活力沒有得到充分激發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對市場主體干預得太多。因此，實現“微觀政策要活”政策目標的重要途徑就是要加快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按照*、國務院的部署要求，轉變政府職能要以“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為基本思路，將該放的放下去，將該管的事管好，將該服務的服務到位，真正做到“放水養魚”，激活微觀經濟。

1.增強經濟領域簡政放權力度

簡政放權應避免各類部門“一刀切”，向經濟領域適度傾斜。另外，簡政放權應更加重視從企業生產經營全流程角度進行整體部署、全方位為企業松綁，避免各種抓大放小、抓實放虛、我抓他放等行為對改革紅利的抵消，切實提高簡政放權的“含金量”。

2.簡政放權應向小微企業和服務業傾斜

政府應該從兩個方面加強對小微企業的扶持，一是降門檻，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證照和資質、資格審批，給小微企業更多的“出生證”;二是優服務，在財政、金融、人員培訓、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對小微企業傾斜，給小微企業適當地“喂點奶粉”，切實讓新注冊的800萬小微企業盡可能地活下來，并以此帶動“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

3.通過社會領域簡政放權降低市場準入門檻

社會領域的簡政放權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齊頭并進。一是要進一步放寬民間資本的準入限制，鼓勵民間資本為政府“補位”，加大教育、養老等社會領域的投入力度;二是要對社會領域的各種評比、達標、認證、收費事項進行全面評估，該保留或下放的進行保留或下放，其余的則應盡可能取消，最大限度為企業“松綁”，切實降低市場門檻;三是轉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積極性跟隨中央步伐進行簡政放權，為避免社會領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提供有力的支撐。

改革政策要實，加大力度推動改革落地

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需要保持和增強戰略定力，按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深入*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論述，加快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部署，敢于啃硬骨頭、涉險灘，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進派，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最大程度地釋放改革的新紅利。

當前，全球經濟仍然處于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不穩定因素較多。走進新常態的中國正面臨著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問題和新挑戰。在周期性和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下，經濟增長出現減速趨勢，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時期，到了爬坡過坎的緊要關口。與此同時，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包容、不可持續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每一項任務，擔子都不輕，所面臨的改革任務十分艱巨。化解產能過剩風險、增強結構調整動能、釋放創新驅動潛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點問題，依然需要通過切切實實的改革來加以推動。可以說，不深化改革，發展就難有活力、難有成效、難以可持續;不深化改革，存在的問題就可能更嚴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改革過去、現在都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改革依然是中國發展的最大動力和關鍵一招。要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提質增效、行穩致遠，必須培育千千萬萬的改革促進派，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堅決破除各種利益的藩籬和體制機制的弊端，充分釋放改革新紅利。

社會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線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思路，必須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會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化解過剩產能等，必然會影響部分群體的就業和收入，但這是必須要過的檻，必須要經歷的陣痛。所以要更好發揮社會政策穩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線。特別是要把重點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務，為結構性改革創造好穩定良好的社會環境。

就業是民生之本，要從全局高度重視就業問題。要深入實施就業優先戰略，真正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選擇有利于擴大就業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1.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

實行有利于促進就業的財政保障政策。公共財政應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小型微型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傾斜，財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傾斜，加大對困難群體的扶持力度;實行支持和促進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型微型企業發展，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充分發揮其在吸納城鄉勞動力就業中的作用。完善和落實促進大學生、農民工、就業困難人員等重點群體就業的優惠政策;實行更加有利于促進就業的金融支持政策。要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支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小型微型企業發展，加大支持自主創業力度;實施鼓勵勞動者多渠道、多形式就業的扶持政策。通過優惠政策和就業服務，扶持勞動者自謀職業、自主就業。

2.要努力推進重點、困難群體就業

切實做好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群體就業工作。繼續把高校畢業生就業放在就業工作的首位。鼓勵支持高校畢業生通過多種形式靈活就業。繼續做好退役軍人就業工作;推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為農村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要加緊消除流動就業的制度壁壘，進一步完善職業培訓、就業服務、勞動維權“三位一體”的工作機制。同時，要積極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加強對困難群體的就業援助。建立健全就業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確保就業困難群體隨出現隨援助隨就業。推進各類用人單位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扶持殘疾人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做好婦女就業工作。

3.加強配套措施改革

一要全面提高就業能力。要加強職業技術人才的培養。加強職業技術教育和技工院校示范校建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和現代技工教育培養體系。重點支持急需緊缺行業技師培訓，加強高技能人才培訓基地建設。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加強就業培訓，加快構建勞動者終身職業培訓體系，健全完善社會化職業培訓網絡。二要提升就業服務能力。要加強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形成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體系。全面實行就業失業登記身份證識別系統，建設城鄉人力資源基本數據庫。要加快形成統一規范靈活的人力資源市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促進就業和配置人力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強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網絡建設，促進信息資源共享。三要加強勞動者的保護措施建設。健全勞動標準體系和勞動關系協調機制，推進企業改善勞動條件。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制度，提高小微企業與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和履約質量。擴大集體合同制度覆蓋面，提高集體協商的實效性。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工作，加大對用人單位和人力資源市場的監管力度，全面推進“網格化、網絡化”管理。全違法行為預防預警和多部門綜合治理機制，有效處置勞動保障違法行為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特別是要努力實現企業職工特別是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