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運動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國城鄉開展的*教育運動。

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席卷神州大地的"四清運動"，持續時間達四年之久。運動期間中央領導親自掛帥，指導"四清";數百萬干部下鄉下廠，開展革命;廣大工人和農民參與其中，積極響應;"四不清"干部紛紛檢討，"洗手洗澡"，從而上演了共和國歷史上特殊的一幕。這場運動在農村被稱為"四清"，在城市被稱為"五反"，統稱*教育運動，后來又改稱四清運動。

起源

四清運動開展之時，正是國內處于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全黨上下正集中精力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那么，毛澤東和*為什么在這一時期開展這么一場以階級斗爭為主旨的政治運動呢?

從國內形勢看，由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嚴重"左"傾錯誤，使黨和人民面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如何認識這一危局以及怎樣化解?*高層出現了意見分歧，導致了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斗爭，決定在城鄉發動四清運動。

黨內特別是上層中出現了意見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如何看待國內的困難形勢。二是包產到戶。

對于1958年以來三年"大躍進"造成的困難和經濟形勢的估計，在黨內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人為代表，由于直接面對國民經濟第一線，使他們對形勢有了更加接近真實的看法，劉少奇最為典型。他突破了對形勢看法固有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認為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系，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并得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針對一線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困難并不大，形勢仍然是好的，三面紅旗必須堅持。因此，對劉少奇等人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非常不滿。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當面斥責劉:"你急什么?壓不住陣腳了?為什么不頂住?""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頂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辦!"劉激動地說:"餓死這么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在隨后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把一線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當作"黑暗風"來批判了。

對于包產到戶問題。面對三年嚴重的經濟困難，安徽省委對群眾要求包產到戶的意見加以變通，試行"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包工包產責任制，即"責任田"，得到了毛澤東可以實驗的謹慎同意。同時，中央和地方許多領導都對包產到戶予以支持。但隨著形勢的發展，毛澤東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他指出:"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莊呢?"

這一切，促使毛澤東認為必須"重新提起階級斗爭"，他指出:"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斗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于是，在毛澤東看來，開展階級斗爭，已勢在必行。

從國際形勢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蘇關系的破裂以及周邊局勢的惡化，引發毛澤東對"反修防修"的戰略思考。

建國后中蘇關系經歷了曲折而又復雜的歷史進程，可謂一波三折。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意識形態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評價斯大林、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等問題上，這使毛澤東明確地認識到，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認為南斯拉夫和蘇聯都已變成"修正主義"，而且國內存在著一個"官僚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二是蘇聯對中國國內政策特別是"三面紅旗"的批評。1958年11月30日，赫魯曉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表示了對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說:"中國人現在正在組織公社。在我國30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可是中國人嘛，就讓他們去嘗試吧。當他們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會有經驗了。"蘇聯對"三面紅旗"的批評，激怒了正在廬山的毛澤東。他給時任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寫信指出:"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于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

與此同時，中國的周邊環境也日趨緊張。客觀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在繼續，美蘇之間既對抗又在進行單獨的大國政治和軍事交易;中印邊境上的沖突與對抗正在加劇;美國侵略越南的戰火日益擴大;美國和國民黨蔣介石不時對大陸東南沿海進行騷擾等等。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更加警覺"中國出了修正主義該怎么辦"的問題。1962年8、9月間，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新強調階級斗爭，他認為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出修正主義。他明確指出:"要花幾年功夫，對干部進行教育，把干部輪訓搞好，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國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后，一場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為主旨的四清運動在全國展開了。

四清發動和試點

八屆十中全會后，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繼續進行，毛澤東雖在會議上大談階級斗爭和反修防修，但由于國內日益嚴峻的形勢，處于一線的部分黨內領導人仍將主要精力放在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上。因之，此時各地的社教運動部署大多未帶有明顯的階級斗爭色彩，而且許多地方并未開展社教運動。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澤東外出視察工作，跑了11個省，只有湖南省委書記王延春和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滔滔不絕地向毛澤東講*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講。毛澤東對這種情況很不滿意，認為*教育并未引起黨內許多同志的高度重視。

為此，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和在農村開展*教育的問題。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指出:"我國出不出修正主義，兩種可能:一種可能，一種不可能。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他還強調要把*教育好好抓一下，*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經過討論，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厲行增產節約、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于3月1日發出，決定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

二月會議以后，毛澤東又到各省去視察，發現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談反對修正主義的較多，講農村*教育的較少。據此，毛澤東認為，對這個問題許多人印象不深，沒有引起各級干部的足夠重視。于是，5月2日至1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即"五月工作會議"。會議討論制訂了《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于20日頒發。

《前十條》是整個四清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對運動的進程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前十條》頒布后，各地根據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開始進行社教運動的試點工作。

"五反"試點主要集中于中央國家機關及各省、市、區級機關、工業交通財貿單位和文教單位的企業以及軍隊各單位。由于"五反"運動是中央作為開展階級斗爭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因此，運動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一些地區也出現了自殺等極端現象。

"四清"是河北省保定地委在整風整社運動中為解決年終分配問題而創造的經驗。其主要做法就是根據中央調整農村經濟的政策和《六十條》精神，貫徹執行勤儉辦社和民主辦社方針，普遍進行清帳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簡稱"四清")。保定四清的經驗，得到了河北省委、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5月20日，中央將保定地委關于四清的報告隨同《前十條》下發。此后，全國各地陸續開展農村四清運動的試點。

從試點的總體情況看，大部分地區搞得比較好，但是有些地方也發生了一些問題。在運動中，人為地制造了不少階級斗爭不斷激化的事實，產生了打人、捆綁罰跪、吊人等極端現象，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定。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寫道:"在湖南常德地區，發生了亂搞斗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11個區中共斗爭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罰跪的42人。

鑒于試點中出現的問題，中央認為有必要對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作出明確的規定。1963年5月15日到6月15日，彭真同志到河北、江西、湖南、廣西、云南、貴州、四川、陜西等8省視察工作。7月4日，彭真向毛澤東和*寫了《有關當前階級斗爭、*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問題的報告》。在這一報告中，彭真同志如實地反映了運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不要重復老區土改整風時'搬石頭'、'跳圈子'的錯誤"。為此，中央決定，由鄧小平、譚震林主持起草《關于農村*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具體工作由田家英組織一個起草班子負責。這個文件也寫了十條，簡稱《后十條》。

從《后十條》的基本內容看，這一文件的制定是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多次討論后集體智慧的成果，是對社教試點的經驗總結，也是帶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義的文件。但是，《后十條》的基本指導思想是要"挖修正主義根子"，并且明確提出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從而使階級斗爭的弦越繃越緊，不可避免地導致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此后，隨著運動的逐漸鋪開，必然要把階級斗爭看得越來越嚴重、尖銳，從而使試點中存在的"左"的錯誤，因有"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理論根據而更加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