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土文學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面臨危機，其背后的深層原因則是“精神返鄉”模式遭遇困境。美籍華裔作家蔡錚的鄉土敘事極為自覺地摒棄了傳統鄉土文學的“懷鄉病”情結，其以內在視角對鄉土社會困境的呈顯，在當下具有一定啟發意義。

關鍵詞：鄉土敘事；內在視角；懷鄉病；蔡錚

中圖分類號：I1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18）1-0068-05

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脈主色，鄉土文學幾乎完整貫穿了“五四”、“京派”、“左翼”、“十七年”、“尋根”、“新寫實”等等思潮和時段。正如有學者所指出：“鄉土題材文學創作的繁榮，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矚目的事實。只要我們稍稍留心一下，便不難發現，在整個現代文學作家隊伍中，無論是詩人、散文家、小說家，還是劇作家，創作不涉足鄉土題材的很少。”①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城市化的加快推進、鄉土社會的急劇轉型、鄉土人的大規模流動、文學創作者和閱讀者的代際更替等諸多因素，鄉土經驗受到城市經驗強有力的滲透和沖擊，鄉土文學也面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困境。在此背景下，關于鄉土文學“危機”、“終結”、“重新開啟”的討論甚多并持續至今。如何重新審視鄉土文學，進一步開掘鄉土敘事的空間？這是當下有待思考的一個問題。美籍華裔作家蔡錚②的小說集《種子》，收錄了他從1988年到2011年創作的15篇中短篇小說，其中有6篇曾先后發表于北島主編的《今天》雜志。從故事的題材（鄉土生活）、背景（農村）、人物（農民）來看，《種子》無疑是傳統鄉土文學的延續。然而，蔡錚筆下的“鄉”與“土”實際上又是一片荒蕪可怖的“異鄉”“棄土”：既無法寄托“鄉戀”，也難以安放“鄉愁”。這使其與傳統鄉土文學中常見的“懷鄉病”情結和“精神返鄉”姿態拉開距離。對此個案進行透視，對當前關于鄉土文學的討論或具一定啟發。

一

從題材角度來界定鄉土文學，并總結出諸如“風土人情”、“地方色彩”、“異域情調”、“風俗畫”、“農村農民”等內涵和特質，這已為許多作家和文學研究者所接受。由此思路展開，“鄉土社會”的深刻轉型和“鄉土生活”的日趨瓦解，自然也就順理成章地引出“鄉土文學”的危機甚至終結。然而，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鄉土”遠不止于一個題材概念，更是一個承載和建構審美想象、思想話語的重要場域。在以魯迅為代表的啟蒙批判中，“魯鎮”和“鄉土人”是“舊中國”與“國民性”的表征，是與“科學”、“民主”等現代文明形成鮮明對照并亟待拯救的愚昧落后之地。在以廢名、沈從文、汪曾祺等為代表的詩意想象中，“鄉土”成為與城市文明和政治話語分庭抗禮的桃源異鄉。在左翼文學和十七年文學那里，“鄉土”是以階級性、民族性建構*的重要資源。在改革開放以后“知青”一代的鄉土敘事中，“鄉土”擔負著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對文化民族性的反思、認同甚至重塑。③多數情況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鄉土”不僅是一個地理-空間概念，也是一個心理-文化概念，是作?“家園”、“故土”、“國家”、“大地”、“傳統”、“人民”、“生命力”、“理想”、“希望”等等意義維度和價值維度的承載者。作為歷史悠久的農耕文明國家，鄉土經驗不僅深刻滲透于那些成長于“鄉村”“土地”且在后來進入城市的作家、詩人、知識分子，也深刻滲透于我們的文化傳統甚至集體無意識。就此而言，中國城市空間及由之承載的現代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鄉土”的延伸。這正是“鄉土”與“中國”得以互構并成為“意義負載物”的深刻背景。在文學現代性敘事和想象中，“鄉土”與“城市”、“工業”、“文明”等等“現代性”因素的相互遭遇、激烈碰撞，在一定程度上恰凸顯出作家自身乃至知識人群體心理-文化體驗的內在復雜性。正因為此，它才成為啟蒙主體、抒情主體、革命主體和文化尋根主體不斷進行“投射”的理想空間，成為漂泊游蕩的現代知識心靈念茲在茲的懷想之所、苦惱之源、寄托之地。一句話，鄉土文學的長久繁盛和廣泛影響，恰恰彰顯出現代知識人所常見的“精神返鄉”情結。

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后鄉土文學面臨的所謂“危機”首先還不是現實“鄉土”的劇烈變動，而是“精神返鄉”情結和由此展開的鄉土敘事模式在新的背景下變得不合時宜。首先，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真實的鄉土幾乎總是作為工業積累的原始供給、城市危機的緩沖地帶、輿論議程的遺忘之地而存在。雖然一度被各種政治話語、文學話語頻繁代言，但真實的鄉土卻常常失語，用陳曉明教授的話說，它是一種“不具有語言表達的歷史客體”。④隨著進入城市的“鄉土人”特別是年青一代逐漸習慣借助網絡和自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隨著“打工文學”、“打工詩歌”在主流文學權力體制之外開辟出自己的言說空間，曾經的“被投射對象”已經開始具有自行言說的能力??盡管目前還十分有限。可以想見：當身在城市的知識人不斷從“鄉土”中開掘出諸如“童年回憶”、“淳樸民風”、“田園風光”、“自然活力”等等面向以作為寄托個人懷想的杳遠之地時，真實的鄉土人卻以自己的親身體驗不斷端呈出真實鄉土的落后、破敗、空心化。兩者之間不斷加大的空隙只會加劇傳統精英文學“代言”結構的進一步失落。其次，只要城鄉資源分配結構沒有在根本上得以改變，億萬鄉土人“背鄉”“離土”“拔根”“進城”以及鄉土社會日趨衰弱的整體趨勢就難以扭轉。在工作、戶籍、子女教育、醫療保障、老人贍養等現實問題面前，“鄉戀”、“鄉愁”無疑是一種也許偷藏于心卻又過于奢侈的情緒。在市場經濟理性和消費社會文化的深刻影響下，在無“鄉”可依、無“土”可返、漂泊孤立的現代體驗中，傳統鄉土文學“尋找家園”“落葉歸根”“返回源頭”的意義沖動不再一如往常那樣具有強烈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正如丁帆教授所指出：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界都彌漫著一種“逃離家園”、“逃離故鄉”的情緒。⑤面對劇烈變動的現實經驗，精神、文化層面的所謂“懷鄉情結”越來越像是一種“懷鄉病（homesickness）”。

處身于這樣一種背景下，鄉土敘事又將沿何種路向拓展其可能空間？作為一位經歷“80年代”洗禮和“90年代”轉型的作家，特別是作為一位長期定居海外的華文作家，蔡錚當然也敏銳地捕捉到這種時代情緒。但與當時“尋根”熱及之后一些鄉土敘事中仍潛存的“尋根”情結、“詩化”情結不同的是：他返回到鄉土文學發生伊始的源點??對鄉土社會內生困境的觀照。

二

在“皇權不下縣”、“國法不下鄉”的傳統鄉土社會，血緣和地緣基礎上世代累積而成的生活經驗、倫理風俗、鄉規民約，一直是維系“世道人心”的基本資源。然而，在由“傳統”向“現代”的激烈轉型中，“外部”因素、“上位”（國家政權）因素不斷向“基層”滲透，并在權力配置、階層劃分、行為規范、價值理念等方方面面對其進行沖擊和重構。《種子》中的15個中短篇幾乎串聯起從辛亥革命到改革開放中國鄉土社會近百年的歷程。百余年來的政權更迭、社會治亂、戰爭運動、市場經濟、城鄉融合等等因素，都作為雌伏的故事背景發揮著作用。但是，《種子》的側重點不在于“外部”對“內部”的滲透、沖擊、干預，而是鄉土社會的“內部”困境及其所造成的創傷。魯迅、彭家煌、王魯彥、葉紹鈞、許欽文、臺靜農、賽先艾、許杰等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所創作的早期鄉土文學作品中，對于禮教、饑荒、苛稅、節烈、愚孝、陋俗、家族矛盾、鄉間械斗等等鄉土社會內生問題的揭露和反思有其深厚傳統。《種子》無疑正是這一傳統的延續。有所不同的是，蔡錚幾乎懸置了早期鄉土文學中基于現代啟蒙立場的各種“外部”參照和視角，而是展示鄉土社會“內部”本有的倫理規范和價值邏輯如何遭遇困境，進而一步步走向衰敗和解體。這使他筆下的每一個故事都幾乎帶有“倫理實驗”的意味。

《種子》涉及最多的就是“吃”。蔡錚筆下的鄉土角色，外出當兵是為了“一日三餐是管飽”（《最好的菜》），讀書識字是為了“換一大海碗干飯”（《讀書》），家庭紛爭、父子矛盾是因爭奪吃食而起（《油條》），甚至連時間長短都要以諸如“喝幾碗粥的功夫”來表達……“吃”，不僅是維系個體、延續家族的必需，也是組建農耕勞作和日常生活的基本目標。然而，鄉土經濟“靠天吃飯”的固有封閉性和脆弱性，使其極易受“天災人禍”的影響而淪于饑餓的邊緣。正因為此，饑惡體驗始終貫穿于《種子》的多篇小說之中。《狼豬》就講述了一個荒誕的故事：強炎畜養的家豬本是用來吃或賣，可它卻因饑餓產生了嗜血食肉的狼性，最終吃掉自己的孩子。敘述在故事世界和強炎夢境兩個層次之間不斷滑動：“狼豬”既像是故事世界里真實發生的變異，又像是強炎夢魘中的恐怖意象外化到真實生活之中，它也許就是饑惡體驗在故事角色甚至作者本人那里積累而成的創傷。

對鄉村而言，在份量上堪與“吃”相當的另一主題則是“生育”，然而不育也成為這片棄土上揮之不去的夢魘。《種子》寫了這樣一個故事：盛福夫婦一直沒有小孩，算命先生說這是報應，因為他曾“做了一件傷天害理的事”。只有兩個辦法：要么找到自己害過的人來補救；要么向全世界宣布自己的罪行來免過。盛福一輩子做的唯一一件壞事就是在十七八歲時將霉變的種子賣給一個河南人。他為此到處尋找那人而不得，最后夫妻倆在悲哀絕望中死去。《貴花》則展示出更為深層的絕望：在那個餓殍遍地的時代，不孕的希才收養了另一家準備殺掉的女嬰貴花，希望用自己家唯一一只雞下的蛋來給可憐的孩子提供營養。然而，那只雞不僅沒有下蛋，反而趁主人不留神時一口吞掉已經瘦得蟬蛹般大小的嬰兒。

家庭關系是維系鄉村共同體的血緣紐帶，也是奠基鄉土倫理的情感基礎。但在蔡錚筆下，溫情的親倫之下時可窺見野蠻粗鄙的權力。其中，不同故事里的“父親”形象構成一組意味復雜的人物系列。在《油條》中，父親“用老婆剛賣了雞蛋的錢”買了兩根油條用來壓藥，兒子看著油條僅僅流了幾下口水，就被父親一頓臭罵。兒子“從未見過鬼，猜想鬼大概就是父親這個樣子吧：兩眼兇狠，嘴很尖。”在《六根指頭》中，全家最好的吃食都讓父親吃了，只要孩子們聞著香味過去張看，“父親總瞪著一雙綠眼惡狠狠地橫著他們”。甚至姐姐在一年級時獲得的獎狀也被父親毫不顧忌撕成兩半用來卷旱煙。在《走》中，兒子親眼看到了作為村干部的父親背著母親和別的女人在野地里偷情，親眼看到父親吊打無辜的“老地主”最后逼得別人家破人亡。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的“父親”，既是“舊社會”父權制的代表，也是“新社會”家長威權的象征，他通過壓制、蠻橫、掠奪甚至厚顏無恥來維護家庭關系及其延伸物的穩定，而這種穩定之下所掩蓋和壓制的怨恨又成為父權統治的危機。籠罩于“父親”陰影下的“兒子”們無疑是復雜的。一方面，外在的父權已經滲透和內化到“兒子”的心理和生理之中。正如《油條》中的小男孩在油條被貓偷吃之后，怕父親第二天遷怒于自己，絕望地以父親的口吻來不斷地自己教訓自己。父親顯然已經成為其“超我”的一部分。而在《六根指頭》中，父親已經“長”成兒子自己的大拇指，只要舉起自己的大拇指，似乎就像看到自己的父親。但是，另一方面，“兒子”們也在不斷嘗試對“父親”進行反抗、斗爭甚至決裂。正如《六根指頭》中的兒子“常用牙咬右手上的大姆指，用瓦片刮它，用長著厚繭的腳跟踩它，用刺錐它，把它放在門前又粗又糙的石頭上磨，有時弄得大姆指冒血，痛得直流淚。好幾回他拿了菜刀，把姆指伸出來，放在凳子上比劃著，想把前頭那一截剁去。菜刀生銹了，一刀下去指頭粗的棍子就嘎的一聲斷了。”

在傳統鄉土社會，“讀書人”一直是地方上的文化和治理精英；而當鄉土社會難以維系之際，“讀?”又是離鄉離土、出人頭地的一條有效路徑。然而《讀書》中培養兒子忠福讀書識字的父親卻一語道破：“字就是金子，銀子”，“讀書人”就是“讀書過日子的人”。“肚里有貨比田里倉里有貨保險。肚里的貨不怕天干，不怕水淹，不怕霜打，不怕蟲吃；白日不怕人搶，黑夜不怕人偷；借又借不去，搶也搶不走；總是自己的，活著盛在肚子里，死了帶到棺材里。肚子里有貨，走遍天下都不怕。沒吃的，拿出一點來就可換一大海碗干飯；沒穿的，拿出一點來就可換一身新衣裳；肚子里還有，就再拿，就可換房子，換田地。只要肚子里貨多，就可換好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玩的。缺什么換什么，想什么換什么，連俏婆娘都可一換一大簍子……”說到底，“讀書”和“種莊稼”并無根本區別。然而，正如“種莊稼”要靠“天”吃飯；“讀書”也要靠“天賦”吃飯。忠福的自然天賦實在有限，一場怪病之后就再也不愿讀書，最終只識得一個“人”字。但他仍執拗地將這個字教給自己的兒子，仍希望兒子有朝一日成為“讀書過日子的人”。

??所有這些都顯示出：在蔡錚筆下，吃喝、生育、家庭關系、讀書教育等等傳統鄉土社會最為基本的方方面面，其底子里都時刻潛伏著災荒、疾病、殘缺、頹敗、荒誕、無常……蔡錚本人生于湖北紅安的貧窮農家，雖先后在華中師范大學、美國伊利諾斯大學芝加哥分校攻讀歷史學碩士和社會學博士，但始終是一個地道的“農民”。他對鄉土的呈顯不是要以現代“批評”傳統、以城市“回看”鄉村、以人性“反思”禮教、以文明“啟蒙”野蠻，而是以鄉土人的內在視角展示出：即使鄉土社會的種種價值邏輯本身是可欲的，在真實的鄉土經驗中它仍難以持久維系下去。鄉土生活以“自然”為基礎。但“自然”本身從來不只是“天人和諧”、“田園風光”，基于“自然”的生產生活本就極不穩定甚至危機潛伏。蔡錚試圖通過這些故事不斷逼問：對于從“自然”里長出來的鄉土人來說，如果他無法順利地春耕秋種、生兒育女、孝悌恩愛、光宗耀祖……如果他無法將自己的生存安放在鄉土社會綿延悠長的意義鏈條中，又該怎么辦？

從更深層面來看，“自然”本身的不確定甚至荒謬性對鄉土社會的“天理”正當性直接構成了挑戰。《種子》中，好人盛福無法再傳宗接代延續香火，他所遭受的“天譴”顯然與其曾經犯下的小小過錯極不相稱。《天德》中在軍隊當兵的天德僅僅因為妻子拒絕床笫之歡就任由自己的性情殺掉對方，他對自己的盲目的性情幾乎全然渾不自知。在《流氓》中，一個外鄉人因被誤解為耍流氓而被人打倒，接著全村的人都過來不由分說地對他拳打腳踢。作者從幾個施暴人的視角分別展開敘述：他們每個人都在日常生活中積蓄了太多窩囊、憤懣和怨恨，都急需一個施展暴力發泄情緒的對象，而那個無辜的外鄉人恰好在“錯誤的時間和地點”成為這個對象，至于他是否真的有流氓行為根本不重要。在貌似“天人合一”的鄉村圖景中，“天”所自然生予的血氣、欲望、憤恨、嫉妒、暴戾蔓生滋長，而“天理”、“老天爺”本身卻無力在義理上有所回應。近現代的知識人、革命人曾試圖尋找一種取“天理”而代之的價值邏輯，在《天德》中：殺妻的天德向既是好友又是上級的韓道自首，因為天德救過自己的命，韓道非常不想殺他，但想到殺人償命“是紀律，也是天理”，只能忍痛對他執行死刑。然而行刑的人們也覺得天德是出于情緒失控才殺人，罪不當死，就在射槍時故意偏離而保他一命。“死”而復“生”的天德本想好好活著，但按照“紀律”，卻不得不在上級要求下被第二次執行死刑。小說從韓道的視角展開敘述：貌似公正無私的“紀律”雖然無比“正確”，卻完全外在于自己（韓道）和自己所屬群體的一般情感體驗，這種孤零零的“道理”變得沒有“意義”。

在他筆下，即使沒有“外部”的價值參照，鄉土社會的凋敝、頹落、失序、失范仍就不可挽回，它不再可能成為任何一種懷鄉情緒的寄托。

三

在現代早期鄉土文學中，“逃離”與“返回”幾乎形成一個頗為常見的“對生”結構，這在魯迅的作品中尤為明顯。首先，“返回”的“我”（第一人稱敘述者）雖曾生長于這片“鄉土”，卻早已游離、漂泊于“鄉土”之外；這使得“我”總是以“城市人”、“現代人”、“啟蒙者”、“見證者”的“外部”視角對“鄉土”加以觀照。同時，鄉土社會的困境幾近于一個封閉的死循環，如果沒有外部力量的介入和干預，它依靠自身很難產生出自我療救的力量。第二，與“逃離”-“返回”結構相伴生的則是兩個維度的交織：“記憶-抒情-家園”-“現實-批判-荒野”。⑥其中任何一維都很難說是鄉土人自己的真實經驗，而更多地傳達著作為現代知識人的“我”所具有的生存意續。在廢名、沈從文、汪曾祺這一脈鄉土文學的書寫進路中，早期鄉土文學中的現實批判向度進一步被弱化，詩意抒情向度則幾乎被發展到極端。相對而言，蔡錚的筆調冷靜、克制、簡潔，甚少抒情色彩，幾乎沒有議論。這是在從傳統鄉土文學汲取養料的同時，對那種現代知識人“懷鄉病”情緒的自覺摒棄。剝離掉抒情色彩的“鄉土”不再是歸宿和家園，而是出走和告別之地，是生命發育必須斬斷的臍帶，是精神成長所要逃離的母體和父權。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逃離”的動力不在于對任何一種已然明確的價值類型、生活理想的向往，而在于急于擺脫自己被拋于斯所命定的苦難。《老師》著力寫了和清、世忠兩個正在讀書的孩子。父親告訴和清：“只供他讀完高中，考不起就回來放大卵子牛；灣里自從盤古開天地就沒人中過秀才，沒人上過大學，灣里就看他能不能把祖墳扒動。”為了死活不再“回去放大卵子牛”，兩個孩子偷了家里要賣錢的花生，一路背到縣城中學去請教水平更高的馮老師。后來考上大學、做了外交官的和清常常想：“沒遇上馮老師他會是個什么樣子？也許早被槍斃了吧？”《走》同樣講了一個通過讀書“逃離”鄉土的故事：主人公為民的故鄉滿是霸凌盜娼，他自己的原生家庭更是陰影重重（貧窮、壓抑、父親的控制、弟弟的欺負）；通過高考復讀，他終于離開了鄉土“走”到縣城、“走”到外省甚至“走”到美國，新途即使滿是坎坷，也永不愿再回頭。這正是“種子”意象的意蘊所在：它深埋泥土，雖飽受土壤的貧瘠、石礫的擠壓、日光的曝曬、風雨的摧打，但它的生命力終究使之可以破“土”離“地”，向著天空和日月伸展枝葉。《種子》中經常出現這樣的段落：在滿是墳塋和鬼影的鄉村，人與動物一樣具有生命力，豬死了，只要“沾下泥土”就會活；人死了，只要“沾下泥土”也會活。鄉土人的勁道、皮實、強韌，使得他們具有自我斷奶、自我否定、出走和更新的可能。?是鄉土敘事中與“尋根”“返鄉”截然不同的另一維度。

回到當下，在筆者看來，蔡錚的鄉土敘事有兩層意義。第一，《種子》對真實鄉土經驗特別是其內生創傷經驗的呈現，是對早期鄉土文學現實反思傳統的回歸。在減少浪漫想象、詩化抒情、啟蒙投射的同時，如何激活和深化這一傳統并與當下鄉土經驗進行對接，有待更多的思考和探索。第二，當下中國社會的深刻轉型仍在進行，城市生活經驗極速生長擴張的同時，“鄉土”作為一種心理-文化積淀仍將長期存續于我們的體驗結構深層。換言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鄉土”因素與城市因素彼此相互交接、混合的心理-文化結構仍將繼續存在；“鄉土”經驗作為“轉型”進程中的個體創傷和群體創傷仍將潛在地在場。這些創傷經驗既無“家”可返、無“土”可安，更不能簡單化約為城市經驗。作為不可見的“幽靈”，它們似乎只能在我們熟悉的經驗模式突然斷裂時涌現出來。就此而言，鄉土文學或許不再是一個沉溺于懷鄉病中的抒情主體的“投射物”，而是在“投射”活動失效時撞擊我們的“陌異者”。

① ?繼會等：《中國鄉土小說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

② 蔡錚（Zane Cai），男，1965年生于湖北紅安縣，1991-1994年于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攻讀碩士學位，1996-2000年于美國伊利諾斯大學芝加哥分校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現居美國芝加哥。代表作有：小說集《種子》，散文集《生命的走向》，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

③ 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論》，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2頁。陳曉明：《革命與撫慰：現代性激進化中的農村敘事??重論五六十年代小說中的農村題材》，《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④ 陳曉明：《城市文學：無法現身的“他者”》，《文藝研究》2006年第1期。

⑤ 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論》，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頁。

⑥ 劉忠：《“鄉土中國”的經驗懷想與文學書寫》，《河北學刊》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