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籍華人作家施瑋的新作《叛教者》延續其對“靈性文學”的思考，小說以“叛教”為敘事核心，呈現時代斷裂中個體的掙扎和苦痛，考察人性的復雜，成功地塑造了中國基督徒群像，再現并召喚散落在都市空間的群體記憶，豐富了現代文學以來的“上海書寫”。作家的性別身份和文化位置使得小說敘事獲得多重視點，讓小說既有沉入歷史深處的厚重又有尋求救贖的深度。

關鍵詞：斷裂；宗教視域；都市空間；作家身份

中圖分類號：I1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18）1-0085-07

在海外華文文學中，施瑋的文學書寫是獨特的，她的作品、因基督教信仰帶來的寫作變化以及近年來她對“靈性文學”的倡導都引起學界的討論。作為“靈性文學”的倡導者，施瑋的文學書寫尤其注重挖掘人的內在世界，從靈魂深處探尋人性的復雜，也將宗教情懷植入對人性及歷史的反思，王文勝認為對“靈性文學”的思考使其寫作發生了變化“不再直白地書寫‘愛、‘懺悔、‘救贖、‘犧牲等這些宗教主題，而是漸漸將筆觸及個體生命隱藏處的破碎與醫治”①在小說《放逐伊甸》、《紅墻白玉蘭》和詩集《歌中雅歌》等作品中，施瑋以書寫深化“靈性文學”思考，受傷的心靈、生命的破碎與圣靈之光構成對內在靈魂的拷問與尋求救贖的努力。延續“靈性文學”將西方神學美學和中國古典文化對話融合的思考，施瑋在2013年完成了教牧博士學業，研究方向是《舊約圣經文學的漢語處境化研究》，在理性研究的同時也借助《圣經》的藝術特質尋求文學創作的突破。6月施瑋完成了32萬言的《叛教者》，小說分為四部曲《揭發者》、《獻身者》、《跟隨者》、《擘餅者》，在演繹史料的基礎上，游走在虛實之間，以上海地方教會的發展為背景，書寫一群本土教會的基督徒在1920年代后的社會語境中如何面對信仰、政治、自我、群體與社會，呈現具體歷史語境中個體的困頓、猶疑、掙扎、污損不堪與徹底潰敗，也寫出殉道者的堅韌和圣潔。不同的人物形象聚合成特殊群體的歷史痕跡，借由他們走進歷史深處。和許多小說再現這段歷史的不同在于，施瑋以宗教視域深入人的靈魂深處，從內在世界呈現外在世界，對地方宗教和個體命運進行多角度的反思，又以外在世界召喚沉睡的記憶??以宗教視域下的都市空間探尋隱藏在歷史縫隙的群體痕跡。

一、從圣潔到俗塵：斷裂中的掙扎和苦痛

在《叛教者》中，每一個個體都曾是圣潔的，是圣女和圣徒，但這圣潔是在特定的評價體系之中被教導的理念。李夜聲等人以西方基督教作為參照，依循自身對《圣經》的解讀，以上海為中心發展出具有本土色彩的地方教會。李夜聲在小說中如同《圣經》中的英雄，是天降之才，極具個人魅力及魄力，他對《圣經》的獨到講解吸引了眾多信徒。他們在一次次教會復興運動中成為狂熱的參與者，并將對基督的信仰毫?辨析地轉嫁到對李夜聲的信仰，執迷于他的宣教，嚴苛地要求自己向罪、向世界、向自己“死”得完全而透徹，成了“不動心思”、“不用思想”甚至“沒有感知”的人，以此達到純粹的精神上的“完全”。在從世俗走向圣潔的過程中，很多人摒棄了現實世界的物質誘惑、抵抗情欲干擾，以向生而死的方式摒棄肉體的自我，達到精神上的超脫。作為一名基督徒作家，施瑋對本土教會這種極端的教義闡釋有自己的保留和批判，尤其是信眾將李夜聲當做偶像不加反思地絕對信任，導致個體在獨自面對信仰時無法辨析自我和真實的教義。也正因此，小說中的“揭發者”、“獻身者”、“追隨者”們在新中國成立后各種政治運動中大都處于迷茫的狀態，政治立場、宗教信仰、自我認同、道德判斷與社會適應等因素形成左右他們的錯綜復雜的場，讓這一群基督徒的心理和精神陷入矛盾和痛苦之境，大多數人選擇各種方式的“叛教”，圣潔的光環也在精神潰敗中消散。

徐聞音是最早出場的“叛教者”，她生長在上海一個中上階層的基督教家庭，祖母、母親、姑母們都是在地方教會文德里聚會處參與聚會的基督徒，小說敘述了徐聞音在真正走進聚會處之前和之后的變化，以顯示地方教會的理念。青年時期的徐聞音雖然也跟隨家人去文德里聚會，但一直在教會學校讀書的她，受到的教會學校的影響，在青春的激情里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在愛國的榮耀里認識自己與社會的關聯，此時她對文德里的聚會是棄絕的。直到她愛慕的革命者吳一丹以冷落的姿態對她的階級身份與“真愛國”提出質疑，在受挫的朦朧的愛戀里，她認識到世界、人、政治的復雜，從喧鬧變得失落、沉寂，跟隨家人重回“文德里”聚會，臣服于教會偶像李夜聲，成為執著信仰的“圣女”。成為“圣女”的徐聞音嚴格以聚會處的教義束縛自己的精神和身體，連和男友之間微妙的情欲也被理念壓抑。可以看到地方教會在各個層面對信徒的要求和影響都非常大，但絕對圣潔的他們卻在隨之而來的審訊、交代中很快轉變，這轉變大多與外在的干擾無關，而是他們自身對信仰的懷疑??李夜聲要求信徒絕對貞潔、完全奉獻而自己卻陷入經濟和情欲漩渦，私德問題在政治運動中的曝光對信服他的基督徒來說是致命的打擊，是從絕對信到憤恨地棄絕信仰的關鍵。

徐聞音在肅反運動中的轉變極具代表性。當信仰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從隔離審查到一次次談話，越來越大的壓力讓她無法冷靜，回到《圣經》尋找力量才發現用自己的理性獨立認識經文陌生又困難，因為已經習慣于被輸入。在新的選擇面前，徐聞音的內心是恐慌與孤寂的，從絕對的精神世界回到溢滿政治味道的新世界，她不再認識自己，而當教會偶像被撕裂出真實的丑陋，信仰也就被抽空，她成為一個憤怒的揭發者。回歸塵世的徐聞音，被分配到醫院工作，和吳一丹結婚，很快即適應了現實并積極響應社會運動，“文革”開始時就參加造反隊。只是她的過去未能使革命接納她，激情被迫中斷，她再次離開政治，回到孤獨的內心。像是被懲罰，放棄信仰的她少了“圣女”的光亮，吳一丹卻不再喜愛成為“塵女”的她，婚姻破裂。徐聞音的第二任丈夫是一名基督徒，他因無法調和信仰和現實政治的矛盾而精神失常，像患有狂躁癥一樣瘋狂地向徐聞音施暴，甚至要殺了全家尋求終極解脫。施暴者的病體和病態正展現了時代的殘酷，個人命運的不得已，被施暴的人遍體鱗傷何嘗不是喪失自我的苦痛??在現實政治中得不到認同、在基督徒群體中她是有名的“叛教者”不被接納、在家庭中無以回歸。基督徒在那個時代并非政治運動批判的核心，但卻是“陪綁者”，與帝國主義的關系、階級的問題、是否愛國的問題等對大多數不關心政治的基督徒來說都是必須用二元對立的方式進行選擇。而信仰往往會背離現實的政治標準，小說中的陸弟兄因為堅持信仰不對*像鞠躬請罪，連續被拷打，身體的疼痛讓他拋棄工作和家庭開始逃亡，最后還是入獄，接濟他的人也都受到牽連。小說對他們的敘述所呈現的并非簡單的“信”或“不信”的選擇問題，而是在具體歷史語境中靈魂深處的隱痛及個體命運被裹挾的不得已。

如果說徐聞音從圣女到塵女的轉變，有苦痛和掙扎，但她的人生依然有些許光亮。而第二部的女性“獻身者”們都和地方教會領袖李夜聲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也曾擁有最圣潔的光環，最終則是最凄慘的沉落與最無辜的悲痛。尤其是李如是、王慕真是徹底的潰敗，病體和病態的人生，心靈深處的掙扎和苦痛，被演繹到極致，尤其是她們在獄中的被妥協和為自由而進行的卑微抗爭。他們共同創立了上海聚會處才女李如是曾經是教會刊物《靈光報》的主編，又在金陵女子神學院任教，后來成為上海“文德里”聚會處最早的同工之一，為眾多教徒崇信的教母一樣的女子。在她的影響下，生長于書香之家才貌兼具的廖文君、成長于官宦之家純潔美麗的趙心潔，棄絕享受富足的家庭生活，開始對圣靈之路的執著追求。然而當宗教系統被清理，李如是被逮捕后，僅僅八天這個聚會處的“文膽”、“女狀元”就“認罪”了，她承認自己是披著宗教外衣的反動派，這轉變主要因為李夜聲的私德問題被暴露，引起她的憤恨，一旦放棄信仰，轉到“人民的立場”她就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反動立場。

李如是和王慕真都因李夜聲反革命集團罪被判刑十五年，關在同一間牢房里。在獄中，李如是和王慕真被迫通過報紙、錄音、書面材料等知道周圍人的“叛教”，還被當作叛教的“模范”，常常要做報告講述轉變，認罪的聲音被錄制下來反復在高音喇叭中播放，不得不聽。這種強制性的介入讓她們的精神處于痛苦的境地，更不堪的是她們被“同居”在牢房中又被迫以卑賤的形態呈現自我，誰都不愿意后半生的不堪由最親密的人見證：

李如是和王慕真都感到這是極為恐怖、無法忍受的事。于是她們都成了積極表現，積極揭發，積極為政府當獄中典范和說客的人，只是她們從不揭發對方，也力求不涉及往事②。

當可揭發的材料變得非常少，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即被展現，她們爭先恐后地匯報揭發獄友的言行、認真學習材料、表決心以求刑期減緩，卻換來更多的鄙夷。在文革期間，年老病弱的李如是被人拖來拖去向領袖像“早請示”、“晚匯報”，如同拖一條狗一樣，臨死前一周她拒絕飲食以求能干干凈凈離開，卻被強迫喂食，最終在一攤污穢中離開人世。官宦之家出身的王慕真，在獄中卻偷吃別人的花生醬，煎熬掙扎十五年，待重獲自由，卻無處可歸，家人和親人都已和她斷絕關系，只能去勞改農場，死后亦無親人認領骨灰。從圣潔而執著的“圣女”淪落到身體病殘心理病態的不堪，兩相對照更凸顯歷史的猙獰和個體的無力。

在以往的歷史敘事中，這樣的人生遭遇在那樣的時代語境中并不罕見，而《叛教者》所提供的則是一群本土基督徒在極致語境中身體和精神所遭受的苦痛。對于基督徒來說，在政治運動中選擇順應時代主潮或一定程度上改造自我，并不意味著放棄信仰，這是因為西方傳教士所建立的公會，比較社會化比較開放，地方教會雖然自認為則更純粹，但在很多層面卻限制了信徒自身與外在世界的溝通與融合。這一群人起初都是堅定而執著的基督徒，宗教信仰是他們確認自我最重要的方式，也是他們在紛亂的塵世之外凈化靈魂以精神的力量堅持個體安寧的方式，純粹的精神世界讓他們與外在世界脫離。也正因此，當政治運動撲面而來時，這些尋求精神凈土的個體被迫面對現實社會，以往的知識體系和價值判斷卻不足以支持他們重新進入新社會，相比于那個時代的任何一個群體來說，斷裂對于他們有著更慘烈的影響。對信仰的“信”或“不信”并非作者所要呈現的核心，小說的意義在于通過斷裂的處境考察人性的復雜及內在靈魂的向度。

作為靈性文學的倡導者，施瑋曾說：“靈性文學所追求的既不是晦澀幽暗的神秘，也不是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靈性文學正是要給予閱讀者一雙靈性的眼睛，讓人看見繁瑣平淡生活中的美善之光，讓人從扭曲、污損的生命中看見人里面‘神的形象，看見人原初當有的尊嚴與榮美。”③小說中，不同人在不同情景中的病弱身體、病態靈魂或死亡的威脅被寫到極致，與這種可憐可悲可嘆相對的是，他們生命的終點大都回復到“原初的尊嚴與榮美”。在獄中的李如是盡管不堪而卑微地活著，最終還是在離開中遇到信仰，似乎是一種得救和超脫，她的眼睛“竟然仍閃著天堂般寧靜、釋放、喜樂的光”。李夜聲的妻子張慧雯始終以端莊嫻靜的姿態面對自己受盡折磨的身體，死時的容顏“像一團夏夜的月光，平靜得沒有任何言說”。聚會處的才子康慕靈因委曲求全的轉變得以繼續保持信仰，他人生的最后八年癱在床上度過，死時“臉上沒有痛苦，是一種坦然的靜默”，他的妻子死時臉上則如“戀愛中少女的甜蜜”。小說中的殉道者黃愚志和于恩華，這兩位聚會處的長老，在政治運動中以不同的方式堅守自己的信仰，以驚人的精神力量抵御肉體的苦痛和被審訊的折磨，于恩華死時，好像是甜蜜的東西讓他醉了一般，臉上是“天使般反映著另一個世界的景象”，而黃愚志被槍決時倒在血泊中，臉上的微笑卻“仿佛是天堂在人間的倒影”。在向死而生的境界中，作者以個體最后的尊嚴和榮美凈化了病?的苦痛和病態的人性，也以超脫的姿態讓暴力與創傷得到救贖。

二、另一種上海書寫：都市空間與群體記憶

無論是現代語境中的摩登上海，還是當代情景中的魔都上海，上海書寫和書寫上海已然成為言之不盡的話題。對上海都市空間的再現，《叛教者》有其獨特之處，上海話、弄堂、人情世故之外，是那些不常被記起的事、人及建筑??地方教會的發展、基督徒及他們的生活、聚會處的變遷等。對于個體來說，生存空間記錄了日常生活的痕跡，對于城市來說，特定的空間如建筑、街道等往往沉淀了集體性的記憶。隨著時代的變革，都市也在變遷，上海所凝聚的各種味道，曾被遺忘，也曾被復燃，民國范兒的、殖民摩登的……都在懷舊情緒中被重新渲染，承載了書寫者不同的情感指向與文化關懷。然而，關于中國地方教會上海聚會處的歷史，似乎并未有多少安放的空間，即便搜尋，也不易找到相對明確的坐標或方向。施瑋也在小說中直接表達自己的看法：“在上海灘這樣一個講究實際、精于交易的地方，文德里發生的一切是讓人無法理解的，事實上，在之后有關舊上海的描述中，甚至沒有一筆提到過這些人這些事。然而，他們都是真實地存在過。”④施瑋在書寫中國基督教本土化的歷史時，細致地再現了宗教視域觀照下的上海味道、上海人、街道、建筑、廣場，從這個角度來說，《叛教者》豐富了現代文學以來的上海書寫。

小說的第一部，在寫徐聞音及其家族生活時，展現了獨特的上海味道。這種味道在細致和瑣碎之中從語言、物件、衣著到人情事故都浸潤在因為信仰而特有的低調氛圍中。在聚會處聚會的“祖母”們，低調而又細致地展現著上海女人的韻味，她們的衣服雖然黑灰，但各種式樣的手袋卻繡著不同的絲線鉤邊，即便帶著小而薄的黑線網帽，也有斜別著的黑絲發夾。而姑母家盛羅宋湯的俄式銀湯盆、八仙桌前的禱告、祖母輕柔的一聲“天父爸爸”、徐聞音為愛國演出所展現的上海女子的美及風范以及她所辦的愛國咖啡茶座，都營造出一個溫暖而俗塵的上海空間，脫俗的是她們的心理和追求，只是兩者并不矛盾，調和出生活的味道和氣息。只是當信仰成為絕對地執著，一切變得緊張而壓抑，這在徐聞音從不信到絕對信的心路歷程中可以看出。施瑋對上海的觀察和情感是復雜的。在對這個城市的日常性格進行觀察時，她選擇了與宗教有關又不是信仰者的兩個上海男人入手。一個是徐聞音的父親徐榮安，一個是革命者吳一丹。老派與新派混合的徐榮安凝聚了上海中產階層的特性??愛虛頭、好面子、講實際又要做派，家里的女人都信基督教，他是既信又不信的姿態，“信點教是有面子的事”；而“信的太多，太真了就沒面子了”，把握好分寸是上海灘上流群里的默契，送女兒進教會中學也是為追逐上流社會的時髦，女兒關心政治、演文明戲他也覺得有面子，因為這兩樣也是當時上海時髦的事情，他并不關心女兒的真正心理及演戲的初衷。革命者吳一丹，在他還是進步文藝青年時，以階級立場對徐聞音有一種審視和冷漠，而當他成為新社會的領導者，他內心涌動的愛戀復燃，以施救者和引領者自居，勸導徐聞音“認罪”，一手成就徐聞音的“新生”，并娶了她。只是站在人民和革命立場的徐聞音，多了自信和淡定，不再有討好和懼怕的眼神，也沒有了圣女的堅硬和冰冷，吳一丹反而不適應這種最常見的大眾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