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保障了農產品質量安全。通過規模化、集約化、標準化、專業化生產，實現了農產品質量的提升。虞城縣阿健生態養殖專業合作社通過統一生產技術標準和飼料供應，強化生產過程監督，生產的“阿健”牌無公害雞蛋已成功進入了鄭州、上海等地，良好的品質得到了市場的充分認可。

三、土地流轉中存在的問題

從調研情況看，我省土地流轉在促進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的同時，由于相關法律和政策滯后，還存在著土地物權虛化、“非糧化”比例加重、農民利益權受損等一些值得重視和深思的問題。

（一）種糧效益低，流轉土地“非糧”比例日益加重。由于種糧經濟效益低，因此土地流入方基于經濟利益誘惑，驅使他們在流轉到手的耕地上從事“非糧”活動，有的甚至改變耕地的用途，從事非農業生產活動，完全背離了國家鼓勵土地流轉政策的宗旨。從調查結果看，由于各地監管的缺乏和引導不力以及對糧食生產的重視程度不夠，農戶流轉土地的“非糧”比例已經高達40%，而土地經營大戶的“非糧”比例更是從2010年的43.7%快速上升至目前的60%，更有個別地方耕地流轉給大戶后幾乎沒有一個是用來種糧的，這種情況在一些地區都實實在在地存在著。如果以2013年全省農村土地流轉比例33%計算，那么目前全省有超過13%的家庭承包耕地沒有用于種糧。如果任由這種現象繼續發展下去，那么未來河南糧食產量必將受到嚴重影響，甚至危及到國家糧食安全，所以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并加以引導。

（二）土地流轉服務組織建設滯后，服務缺位。完善的土地流轉服務組織對加強對土地流轉的管理和服務，保障土地流轉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加快推進土地流轉進程，依法調處農村土地流轉合同糾紛，推動農村土地流轉健康規范有序的發展，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會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調查結果顯示，只有41.3%的農戶反映當地鄉或村建有土地流轉服務組織，38.2%的農戶反映當地沒有，還有20.5%的農戶根本不清楚當地是否有這樣的組織。也就是說我省不少地方由于對服務組織的建立和服務的重要性認識不夠，沒有設立鄉或村級土地流轉服務組織，或雖然設有但其實也是無人員、無經費、無服務的有名無實的組織。政府服務組織建設滯后和服務缺位是制約土地流轉健康有序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基層政府法制意識淡薄，強制流轉土地的現象時有發生。依法、自愿、有償是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所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但是調查中發現，有些地方的土地統一流轉看似村民自愿，實則是村或組領導干部利用職權勸誘強制村民統一進行流轉的。如豫西某縣的一個村莊，其土地流轉就是在村組的強制下全部流轉給了當地一個關系戶栽種了果樹。雖然村民有不同意見，但是懾于當地干部的威力也是敢怒不敢言，只好任由村組統一簽訂了10年以上且流轉費低于500元的流轉合同，農民利益受損的同時也為社會不和諧埋下了隱患。

（四）農民依法維權意識不強，不簽流轉合同的現象還大量存在。調查結果顯示，379個土地流轉農戶中，有37.2%的農戶之間的土地流轉是自發、無序、隨意和不規范的，他們一般都是親戚、朋友或鄰里之間進行的土地流轉。這種“隨意性”一般只有口頭協議或找中間人擔保，沒有簽訂書面合同，有的即使簽訂了合同，其內容也過于簡單，對雙方權利義務及違約責任、承租土地上附著物處置、有關賠償條款等缺乏明確具體的規定，更沒有通過管理機構的審查或公證機關公證，當事雙方如果出現糾紛一般很難解決。

（五）趨利行為不斷抬升土地流轉費，將進一步加重土地的“非糧”化。雖然土地流轉是依法自愿的市場行為，合理的土地流轉費也是確保農民收益的保障，但是一些地方“非糧”大戶的趨利行為所引發的流轉費無序攀升且偏離實際的結果，將進一步加重土地的“非糧”甚至“非農”化。本次調查的農戶中有近1/4的流轉費都在千元以上，豫東某縣更有一經營大戶支付的年畝均流轉費已高達1400元，而據調查全省規模種糧平均凈收益2013年也剛剛接近1000元/畝。可見，如果流轉的土地用于種糧的話，每年種糧的收益連流轉費都支付不起，這種現象已經成為阻礙土地流轉的又一新的因素。如濟源市某鄉有兩個村95%的農戶都愿意將土地流轉出去，但是以當地目前的流轉價格一直沒人愿意承接。